杨慎的方志实践与方志观念王志强 　　提　要：杨慎一生参与修纂方志近十部，为不少方志撰写序言，展现了他对方志的热忱。杨慎强调方志的实用性和垂范性，主张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来编纂方志，对明代的方志编纂实践有较大影响；在方志的功能方面，杨慎继承传统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观念，同时强调方志在增广闻见方面的博物效用，为我国方志的博物功能认知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杨慎  方志实践  方志观念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栏目《典籍里的中国》以杨慎的视角来解读《越绝书》，杨慎作为一个方志大家的身份开始为人所知。然目前学界在研究杨慎时，或是从《升庵诗话》《词品》等文学角度出发来探索杨慎的文学成就；或是从文献学的视野考察杨慎的生平、交友与交游；或是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其与四川地域文化的关系；或是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其古音学与修辞学成就，对杨慎在方志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关注较少，仅有杨春茂《杨升庵对云南地方志的贡献》和杨钊《杨慎〈全蜀艺文志〉对“仗节死义”之士诗文的选评》等寥寥几篇文章有所涉及。事实上，杨慎一生编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南中志》《大理府志》《滇载记》等多部志书，还撰有《剑州志序》《贵州通志序》《四川总志序》等多篇文章表达其对于方志的理解，考察杨慎的方志实践和方志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杨慎的方志成就。 一  杨慎的方志编纂实践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杨慎是明代有名的才子，著述四百余种，涉及文学、历史、宗教、民俗等多个方面。《明史》载：“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第一”；清代学者李调元更是称道：“新都杨升庵博学鸿文，为古来著书最富有第一人。”有关杨慎的生平资料，当下主要有杨慎好友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清人程封《明修撰杨升庵先生年谱》，以及今人王文才《杨慎学谱》和张德全《杨慎传》中的《杨慎年谱》。现综合以上材料和杨慎文集的记载，考察杨慎参与的方志修纂活动。　　杨慎所修纂方志，主要集中于四川和云南两地。四川是杨慎的家乡，也是他与方志结缘的地方。早期杨慎一直在各地求学和中央为官，与方志少有接触，他第一次与方志结缘，就是为四川剑州撰写《剑州志序》。《剑州志》是明代剑州知州李璧所纂，该志开修于正德十四年（1519），成书于嘉靖三年（1524），是剑州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后毁于明末战乱，现仅存杨慎所作序。这篇序是杨慎应李璧之邀而作，“白夫请予序”。杨慎在序中阐述剑州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沿革，高度称赞李璧功绩，“拓城池，奠庐井，立乡社，新学宫，祀乡贤，表名宦，公馆邮置，皆鼎新之劳，以教身先，以身率始也”，以及李璧所纂《剑州志》的贡献，“斯州也，可无斯志乎”？　　杨慎为四川编纂的最为重要的志书是《全蜀艺文志》。嘉靖二十年（1541）春，四川巡抚刘大谟准备纂修《四川总志》，聘请杨慎负责艺文部分。嘉靖《四川总志》共80卷，杨慎所纂《艺文志》有64卷。后该《艺文志》以《全蜀艺文志》的单行本流行于世，现有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藏于北京大学，以及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据载，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总共只花了28天，“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轸，廿八日以毕”。该志以文献丰富而著称，共收有诗文1800余首，作者650余人。“杨慎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勤劳，广博搜集，精心整理，去粗取精，其征引文献之富赡，为后代学者所赞美。”《全蜀艺文志》编纂好后，通行四百余年，成为当时巴蜀文献的集大成者。《蜀志补遗》乃是补《四川总志》而作，杨慎鉴于《四川总志》除去艺文部分外，仅有16卷，过于简陋，便编纂了是书。《蜀志补遗》现已散佚，“其书已为万历以后续志所采，散入各类，渐失传本。偶存于清修通志中，又大多未注出处，以至湮没”。　　此外，杨慎在四川修纂的方志还有《新都县志》。《千顷堂书目》云：“杨慎《新都县志》，嘉靖间修。”王文才《杨慎学谱》也以为杨慎曾访求乡土文献来编纂方志，然《新都县志》早已散佚，不知杨慎何时所修。杨慎还校订了《华阳国志》，他的校订不仅精湛，而且开启了明代校订《华阳国志》的风气。另传杨慎纂有《卭州志》，“乡人戚卭州来，贻《卭州新志》，云旧志乃升庵先生笔”，然王文才以为此事是以讹传讹，王氏考证详细精审，确为不刊之论，《卭州志》当不是杨慎所纂。　　云南是杨慎修纂方志最多的地方，在其被贬谪云南以后，他一直都在与方志打交道。嘉靖三年，杨慎因朝廷大礼议事件惹怒嘉靖帝，被发配至云南戍边。在前往云南的路上，杨慎撰有《滇程记》《滇候记》。《滇程记》主要记录杨慎从江陵到云南永昌的所见所闻，因其内容详实，成为后世入滇的参考指南。清代徐炯出使云南时，便是根据杨慎的《滇程记》来核算行程，可见其实用价值。《滇候记》则是有关云南天象气候的书籍，现已散佚，仅存杨慎的自序一篇，收于《升庵集》中。嘉靖五年（1526）左右，杨慎撰有《滇载记》。杨慎初到云南时，对当地历史文化很感兴趣，于是翻阅旧籍，得到《白古通》（又名《白古通记》，是以白文写成的白族史书），“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弊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但杨慎以为《白古通》“其事怪，其词鄙”，且“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于是将其转译并删正，“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此矣”。经过杨慎处理，《滇载记》成书，“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以成一方之志”。虽然《滇载记》全文仅八千余字，但却“是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云南地方史（或者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为后世了解云南地方历史作出了较大贡献。　　嘉靖十一年（1532），杨慎参与修纂《云南通志》。时云南布政使高公韶在昆明的武侯祠开设方志局，准备修纂《云南通志》，于是聘请杨慎参与其中。然修志途中因与权贵发生抵牾，杨慎被迫离开方志局，此次修志也就不了了之，《云南通志》也未曾成书。万历时期李元阳重修的《云南通志》，是在杨慎底稿上续修而成的。　　嘉靖十七年（1538），杨慎修纂《雅州志》和《阿迷州志》。《雅安县志》曾云：“严道记载，相传惟明杨新都《雅州志》一书，顾名存而实佚。”《雅州志》早已散佚，间或在《续蜀艺文志》等志书中可见转引。《阿迷州志跋》云：“迷旧志创于王钝庵、杨升庵两先生，而绍庵杨公继修之。”王钝庵即王廷表，字民望，阿迷州人，是杨慎弟子，《红河历史百名人物》中的《王廷表与杨慎合纂〈阿迷州志〉》一文对王廷表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杨慎所纂的《阿迷州志》也已散佚，不知内容情况。　　嘉靖二十一年（1542），杨慎参订《大理府志》，并撰有《大理府志序》。嘉靖《大理府志》乃是太守蔡绍科开馆主修，他聘请杨慎、李元阳与杨士云共同参与《大理府志》的修纂。李元阳在嘉靖四十一年的《重修大理府志序》中指出：“太守黄岩蔡君绍科召阳与给谏弘山杨君士云同修，时则成都修撰杨君慎谪居永昌，相与往来商订。”嘉靖《大理府志》是大理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保存许多珍贵文献史料，该志已散佚，唯存杨慎以及赵汝濂的两篇序文。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慎为《贵州通志》撰写《贵州通志序》。嘉靖《贵州通志》由提刑按察司副使谢东山修，宣慰司训导张道纂。该志开修于嘉靖三十二年，成书于嘉靖三十四年。嘉靖《贵州通志》共12卷，分为40类，是贵州第一部以《贵州通志》命名的省志。原刻本藏浙江宁波天一阁，民国25年（1936）有影印本。书成之后，谢东山“不远千里，伻以图来，属慎为序”。　　此外，杨慎在云南还纂有《西南列国志》。陈鼎《蛇谱》云：“杨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识僰文，乃译黑新逵《西南列国志》八百余卷。”《西南列国志》也已散佚，不知何时所修。相传杨慎纂有《南中志》，然此书当为伪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杨慎好撰伪书，此书当亦《汉杂事谜辛》之类也。”　　事实上，杨慎与方志的结缘渊源有自，自他父亲杨廷和开始，便对志书有着浓厚的兴趣。杨廷和是《大明会典》的主纂之一，熟悉史书体例与史法，也一直有着编纂蜀地文献志的想法。杨慎曾言：“先君子在馆阁日，尝取袁说友所著《成都文类》、李光所编《固陵文类》，及成都丙丁两《记》、《舆地纪胜》一书，上下旁搜，左右采获，欲纂为蜀文献志，而未果也。”可见，修纂方志乃是杨氏父子两代人一直关注的事业和执着的追求。 二  杨慎的方志编纂态度和编纂体例　　杨慎有较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在编纂实践中他对方志编纂体例有着较深入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既往体例的综合比较和运用上面。杨慎一直坚持着严谨审慎的编纂态度，主张以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来追求方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追求真实是杨慎编纂方志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杨慎看来，方志一定要保持真实性和可靠性，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够流传久远。在修纂《云南通志》时，有乡绅想要冒充傅友德的后代，以提高自己的家族声望，纵然这位乡绅是朝中权臣的亲戚，杨慎还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乡大夫私有欲冒嗣颍乡侯傅友德后，以觊世爵者，升庵不可。时张罗峰（张璁）复相，与私故内戚也，流言欲中伤升庵，升庵遂去武侯祠归。”虽然杨慎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但他毫无悔意，为了追求方志的真实性，他坚持严谨的史法史例。　　从现存《全蜀艺文志》中，可以看出杨慎追求方志真实性、可靠性的一面。杨慎在编纂蜀地艺文时，会进行一定的说明和考证。以《汉车骑将军冯琨碑跋》为例，杨慎不但在题目下面标注碑刻的地点，如“碑在宕渠”。对于阙文杨慎也会说清楚，如在“而碑”后就标有“阙”字，并空了两格，以示阙文字数。他对相关异文也会进行考证，在“南阳太守成晋”后面，杨慎注有“晋《汉史》作缙”。杨慎的这些注释，极大增加了文献资料的可读性。在编纂时，杨慎或是引用诗文，论证相关文献材料，如《淫豫歌》“淫豫大如补，瞿塘不可触”诗句后，便引用李白《长干行》“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或是阐述诗文的创作背景，如《滟滪歌》的序言曰：“《孝子传》庾子舆扶父柩过瞿塘，六月水泛，子舆祷而遂平，既过，泛溢如故。人歌之曰。”或是标明文献的出处，如卷3的“无题（五五复五五）”，“右诗见于罗城北门坏碑上，有乾符三年高骈名衔，余字断缺，莫知其为何诗也，辞隐义，故附见民谣之末”。在杨慎的努力下，《全蜀艺文志》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获得士林高度认可。《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详略异同，彼此互见，亦颇有所辨证。”。《全蜀艺文志》甫一出现，便成为蜀地最为流行的诗文总集，朱彝尊对此说道：“自杨氏《志》行，而袁氏之《文类》束之高阁矣。”即是说《全蜀艺文志》取代当时流行的宋代袁说友的《成都文类》，成为蜀地新的通行本子。不仅如此，《全蜀艺文志》还开创了艺文志专门载录篇章的传统，“若专录篇章，则自杨慎《全蜀艺文志》始也”。　　为追求方志的真实可靠性，杨慎主张将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姜龙叙说杨慎编纂《滇载记》的经过，“是编也，创于其土之人，而杨子述之，且亲涉其地，日与其贤士大夫游，其见闻当弗诞矣”。百闻不如一见，尤其是一些隐秘的材料，非亲历亲闻难以知晓其真实与否，故杨慎在修纂《滇载记》时，很多时候是根据自己的亲身游历记录而来。在称赞谢东山修纂的《贵州通志》时，杨慎亦指出其文献结合访谈的做法令方志的可靠性大大增加，“简书笔削，博引经史，旁采子集，又参访故老，咨访儒生，浃洽而罔遗，精炼而无秕”。在《大理府志·序》中，杨慎亦说纂者“多识前代之载，且谙土著之详”，实乃不可多得的良史。对于文献材料，杨慎亦是会经过反复考证，精中取精。他在《四川总志·序》中说：“慎乃检故簏，探行箧，参之近志，复采诸家，择其菁华，禠其烦重，拾其遗，翦彼稂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对于既有的讹误，杨慎也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订正，“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上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可以说，追求真实性，已经成为杨慎编纂方志的一大特色。“为了求证历史的真实，他主张不仅可以‘以经证史’、‘以诗证史’，而且还可以旁求于野史、家传、墓志、小说以证史”。　　在修志态度之外，杨慎对方志修纂体例的重视也值得我们关注。在杨慎看来，相较于一统志，地方志要更为详细具体才行，“然一统与其大纲，而一方一郡一邑各有志焉，亦扩其目，详其绪，使人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官常之守、通变之化，于是乎系焉，厥事亦重矣”。地方志是编修一统志的基础，其人物、风俗、赋税等事物的记载，要详细周到，才能发挥出存史、资治、教化的效用。对于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的方志，杨慎会不吝褒赞之语。他曾大力褒扬《大理府志·序》体例新颖：“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立创新例，大增旧文”；在《贵州通志·序》中，称赞大明一统志体例之精湛，实为万世之师表，“类例精详，去取核实，天下家传而人诵之”。这些都体现杨慎对方志体例的重视。　　杨慎在方志体例上的贡献不在于开创，而在于综合既往体例，择优选择适合恰当体例，体现出强烈的务实精神。在《四川总志·序》中，杨慎阐释自己的体例安排，首先是“若蜀人作仅一篇传者，非关于蜀，亦得载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献志例也”；其次是“诸家全集如杜与苏盛行于世者，只载百一，从吕成公文鉴例也”；再次是“同时年近诸大老之作，皆不敢录，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吴敏徳文章辨体例也”。针对不同情况，杨慎采用不同的体例，所谓“新安之文献志例”，即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是书于南北朝以后文章事迹，凡有关于新安者，悉采录之”。所谓“文鉴例”，即吕祖谦《宋文鉴》，“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所谓“文章辨体例”，即吴讷《文章辨体》，“洪武之初，作者辈出，区区孤陋，弗能博访尽载。考之《文章正宗》，凡同时及年近诸大老之作，皆不敢录，以避去取之嫌。今循其例，以俟后之君子”。可以看出，杨慎对编纂体例的选择花费了很大功夫，他综合比较历代文集的编纂方法，最后择优选择了3种体例来安排《全蜀艺文志》。　　具体来说，《全蜀艺文志》的编纂，总体上是按照文类来划分艺文，在文类之中按照时间来安排材料，在时间中又将相关的艺文合并在一起，以形成一个个小单元。如在“记戊”中，该卷主要是“记”类文体，杨慎设置的第一篇文章是诸葛亮的《黄陵庙记》，而后则是历代纪念诸葛武侯的文章，他前后收录了唐代吕温《诸葛武侯庙记》、裴度《诸葛武侯祠堂记》，以及宋代张震《忠武侯祠堂记》、王十朋《移建武侯祠记》4篇文章，紧随其后的又是唐代段全纬《城隍庙记》，这种以单元为核心的安排方式，能够让读者知道更容易看懂和理解文章的内容。倘若完全按照时间来安排，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了。在选择时，杨慎不仅注意材料的文学价值，还同时注意到了材料的史学价值，“在此书中选入了不少为一般诗文选家不屑于选录的似乎很‘另类’的、却又非常重要的文章”，如范成大《益州古寺名画记》是一份罗列名画的“账单”，在文学上毫无文学色彩可言，但却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份重要的资料。 三  杨慎的方志功能认知　　杨慎之所以孜孜于修纂方志，是因为在他看来，方志具有很强的现实功能。在杨慎笔下，方志能够增广见闻，让人实现不出户而知天下的理想，同时，方志还具有保护地方文献、传承地方文化，以及教化百姓、资助政治等功能。杨慎的方志功能认知影响着他的方志编纂态度，也促使他不断进行方志编纂实践。　　杨慎以为，方志具有博物功能，能够令读者增长知识，广闻博见。杨慎在《滇侯记·序》中借用《道德经》“不出户，知天下”之语，指出“天下诚难以不出户知也，非躬阅之其载籍”，以为读书人要想加深对天下的了解，惟有读书，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杨慎眼中，方志就是记录天下之事的工具。他说：“夫《九丘》之书，志九州岛之异也，佚而不传。周处作《九州岛风土记》，宗懔作《荆楚岁时记》，至于《巴蜀异志》、《岭表异录净》，皆是物也。”志异的方志，能够很好地增广见闻，让人实现自我的突破。杨慎对于学习新知有着强烈的渴望。他在《滇载记·自跋》中说：“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即使被贬谪到僻远的云南，杨慎依然汲汲于求索图经，以增加对云南的了解。通过阅读方志增广见闻的杨慎，亦想着通过修纂志书，让他人增长知识。他在《滇侯记·序》中说：“余流放滇越温暑毒草之地，尠过从晤言之适，幽忧而屏居，流离而阅时，感其异候有殊中土，辄籍而记之，岂欲妄意古人乎？”他撰写《滇侯记》，是因为滇地的气候与众不同，极具特色，他想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滇地。在看到李璧修纂的《剑州志》后，杨慎亦是以为“予耳目之有征焉”，欣慰自己可以增加对剑州的了解。　　在增长异闻之外，杨慎以为保存历史也是方志的一大功能。杨慎在为方志撰写序言时有一个习惯，即介绍当地的人文历史和发展轨迹，并感慨如此璀璨的历史文化应该要有方志来记载。《滇载记》的编纂，就是因为杨慎发现云南的历史“志记荒落，史有阙文”，他深感“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可得也”，于是产生编纂《滇载记》的想法。《贵州通志·序》便指出《华阳国志》记载汉代至晋代四百年间的人物，多达四百余人，不可谓不多，而三代到汉代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却没有任何记载，这不得不说是缺乏文献的缘故了。“上溯汉初至三代千余年，史所记无几人。忠魂义魂，与尘埃草葬同没于丘原，岂不重可惜哉？”方志的存在，能够将历史保存下来，让其不至于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倘若现在不加以保存，等到资料散佚，后世要再去搜集资料，便是千难万难了。在《剑州志·序》中，杨慎则叹道：“过其地者，睹其山川，若生色焉。”地方志的文献记载，能够保存历史文化，为山川景观增加厚重的人文景色，让山川增色不少。　　为发挥保存历史的效用，对于各地简陋不堪的地方志，杨慎认为有重修的必要。如他在《大理府志·序》中指出，既有的大理典籍“或失之误，或失之略”。在杨慎看来，“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经行尽之；幅员数千里，而以二卷帙约之”，简略的典籍根本无法将多元繁复的大理历史记录下来，因此有重纂方志的必要。在《贵州通志·序》中，他再次指出，修纂《贵州通志》的缘由是“旧有方志，殊为简略”。这一点杨慎在《剑州志·序》中说得更为通透，“其土俗民风炳如也，将无望于嗣守者与？断碑残碣，遗文坠什，拾于奥突荒甃者”。保存地方历史文化，传承地方文脉，是地方守令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就是地方守令失职。而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也是源自于乡土之人保存乡邦文献的意识，该书被认为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全蜀艺文志》颇具特色，保留了大量编排有序的原始诗文，有助于多角度展现巴蜀文化风貌，使之成为研究巴蜀文学乃至巴蜀文化的资料宝库，这正是杨慎留给我们的巨大价值。”　　在资治方面，杨慎认为方志有着不错的效果。《滇载记·自跋》指出，他记载滇地的历史，是因为滇地经常与中原发生争斗，把中原弄的疲惫不堪，为了让世人加深对滇地的认识和了解，才编纂了是书。“至与中夏交绥接刃，疲我齐民，世主甘心焉，以无用戕有用，是可嘅已，汉司马氏传西南夷，诚有意哉！”在《野史不可尽信》中，杨慎说道：“古今政治之盛衰，人物之贤否，非史不足以纪治乱、示贬，故历代皆有国史。”历史的存在，能够让后人鉴往而知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方志的资治效果更为明显，它记载的山川地理，能够让地方官员知晓当地的灌溉和物产等情况；记载的赋税人口，能够让地方官员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记载的宦绩，能够让地方官员知道历代施政的优劣所在；记载的人物风俗，能够让地方官员知道当地的民风民俗，总而言之，通过地方志，地方官员能够快速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帮助他们早日打开局面，制定因地适宜的施政方针。　　可以说，杨慎非常注重方志的实用性和垂范作用。方志不是材料的堆积，而是要发挥出继往开来的效用。“日事于簿书、期会、钱谷、甲兵而无意于则古，昔称先生述往懿，开来哲，不几于毛锥皮相之论乎？”在杨慎看来，方志有着“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立意，是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如果方志脱离了现实，成为空疏的文献材料，那就丧失了方志的本意。“《禹贡》山川，《职方》图志，是政之教、仕之学，官而兼师，由此其基也。”因此在编纂时，杨慎非常注意方志的教化效果。“杨慎所录风谣对蜀中人物事件的记载，不独记载历史，秉承《华阳国志》的义例，选录乡党‘主文歌咏之音’，以此宣德达教，博化笃俗，表成著败，以明惩劝。”　　值得注意的是，杨慎对于方志的性质也有过一定的检讨。杨慎以为方志继承的是《禹贡》的传统，乃是地理性质的书籍，“实《禹贡》之衍义，《职方》之流别”。这一点他在《剑州志·序》中说得很详细：“志流别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效于河图，虽迂怪弗稽，实志初也，至《禹贡》《职方》，则大备矣。”自《隋书·经籍志》将历代方志划分为史部地理类以来，方志为地理性质书籍的认知成为宋明时期的主流知识。杨慎以为方志不同于史籍的观点，“志流别于史”，就表达了他对于方志性质的认识。这种方志性质的认识，在清代方志是地理性质还是历史性质的大讨论到来之前，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争论双方提供了可供依靠的材料。 结  语　　总的来说，杨慎多是承接既有的方志理论，而后归纳出优秀的编纂方式，并发扬光大。因其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他的方志观念引起了士林重视，学者们会不自觉地采用他的编纂理念。杨慎在修志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宁可得罪权宦，也绝不曲改历史，既是继承传统史家对“史德”的坚守，也为明代方志学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典范。此外，他将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编纂方志的主张，以及他对于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的总结，对明代的方志理论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杨慎认为方志具有博物功能的观点，这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开拓性。这不但丰富了我国的博物传统，也将方志的功能丰富扩充，影响了后世方志具有博物功能的观点。事实上，明清时期，不少方志编纂者关注了方志的博物功能，但少有人能够将此功能如杨慎般说得透彻。自孔子提出诗可以“观”的博物传统以来，我国的博物学发展迅速，明清时期的方志学者将方志和博物学联系起来，这有效增加了方志的内涵与效用，令方志更为士人阶层所重视。明代释兰岩在编纂《桃源洞天志》时，亲手绘制了七副板画，这些版画栩栩如生，“图始潼汸，讫于水溪，环洞之前后左右皆若列眉展卷”，读者阅读时能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置身于桃源洞天间，这即是博物功能的具体体现。清代董天工更是直接说自己编纂乾隆《武夷山志》的一大目的就在于“搜罗载籍，增广见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金石志》的修纂中，方志学家大谈金石的博物效用，“在方志编纂者看来，金石乃是博物工具，可以提高览者的知识修养和文化素质”，《金石志》的编纂和整理，是由博物学家来进行；《金石志》的阅读和修订，也是靠博物学家来继续。可以说，在方志的博物功能认知中，杨慎有着较大的影响。即使相对于后来者的方志博物理论，杨慎的方志博物理论亦十分清晰，他以其文学大师的地位，有力地塑造了方志的博物传统。　　（作者单位：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来源：“地方志研究”微信公众号） 　　

“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梁启超对中国地方志的贡献与时代价值 　　左健伟 　　  　　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52周年 　　1873.02.23-1929.01.19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在方志学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为近代中国地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方志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在梁启超先生诞生 152 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新审视他的方志学理念，加深对其在学术史上重要地位的理解，为方志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宝贵的启示。 　　一、首创 “方志学” 学科概念，推动方志学走向独立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我国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然而，在漫长的修志历史中，“方志无学” 的状况一直延续至近代。尽管远在北宋元丰年间，太常博士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序中首次提及 “方志之学”，清代学者章学诚又提出了完整的修志理论，但真正把方志上升到学科层面研究的，应该是梁启超先生。 　　1924 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第 21 卷 18 号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 方志学》一文（后收入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首次正式提出 “方志学” 这一学科名称，并将其与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并列，明确其独立地位。梁启超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 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1924年，梁启超发表《说方志》一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十四册）。资料来源 | 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他认为方志学是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 “整理旧学” 的一部分，仍属于传统意义上方志编修的学问。但他通过对方志本体的重新认知，开创了未来方志服务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先河。他强调，方志之所以成 “学”，是因为章学诚从学理层面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将方志视为地理书的观念，强调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并提出了方志分立志、掌故和文征 “三书”，设立志科等修志方法，“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因此，方志学在梁启超的论述中，不仅与史学、地理学并列，还与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历算学、金石学等相提并论，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为方志学的学科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更推动了方志学从传统学术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专家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比如李泰棻于 1935 年编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方志学》，被称为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一批民国学者纷纷开设方志学课程，如河北通志馆馆长瞿宣颖曾在南开、燕京、清华等校讲授 “方志概要” 和 “方志学” 课程；朱希祖与罗香林分别在国立中山大学讲授地方志研究课程；顾颉刚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开设 “方志实习课” 等。同时，在 “分科治学” 理念的关照下，构建方志学 “独立学科” 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系统研究方志源流与编纂理论，奠定学术基础 　　梁启超不仅提出了 “方志学” 这一概念，还对方志的源流、演变及编纂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方志起源于历史，却不纯属历史；起源于地理，也不纯属地理。自宋以后，方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形态，融合了多种学科的特点。梁启超认为，西晋挚虞所撰的《畿服经》和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是我国方志的萌芽。他对历代方志的编纂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出方志编纂的经验与规律，为后世方志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曾列举一系列私家撰辑的名志，其中以江苏居多，尤以常熟、吴江为最，还将徐州鲁一同主纂的《邳州志》《清河县志》列为方志 “可称者”。1924 年，梁启超撰写了《说方志》一文，对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以清顺治《河南志》为天下模式，称赞雍正《浙江通志》为完善之作，认为陕西、山西的方志编纂水平较高。他还特别提到了广东的新会、南海、番禺等县志，指出道光《新会县志》在全国 “称善”。梁启超列举的方志中，有不少是江苏学人纂修的外地志书。他提到仪征阮元修的《广东通志》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列举了常州人董祐诚编纂的《长安》《咸宁》二志，并称赞其 “论者推为冠绝今古”。 　　“竹林七贤”图 前排左起：梁启超、胡庸、吴嘉瑞 　　梁启超的这些评价，不仅展示了他对各地方志编纂实践的深入了解，更为后世方志的编纂树立了标杆，推动了地方志编纂水平的提升。 　　三、强调方志的 “资治” 功能，拓展方志的应用价值 　　梁启超深刻认识到方志在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方志的 “资治” 功能。他认为，方志是编写国史的基础，“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有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方志不仅记录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风俗等信息，还承载着地方的文化记忆和社会价值观。通过对方志的研究和利用，可以为地方治理提供参考，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梁启超在日本时期，1903年 　　梁启超还指出，方志具有向青少年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重要功能。他认为，地方资料翔实的方志，是研究一个地方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最好的乡土教材。他强调利用人们对家乡的恭敬心理，展示乡邦先辈的人格与学艺，激发人们的爱乡土观念，从而促进人群的团结与进步。这一观点不仅拓展了方志的应用价值，也为现代地方志的编纂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以方志研究助力学术研究，推动方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一生酷爱史学，方志学的研究与贡献是其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方志学纳入新史学的范畴，从史的角度对方志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启蒙者和开拓者。梁启超的方志学理论，不仅具有开拓性作用，还为方志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患病期间，梁启超依然没有放弃对方志的研究。1928 年 9 月，他入住协和医院治病期间得到一套《信州府志》，非常高兴，没等到痊愈就携该志出院，查阅引用其中材料以续写《辛稼轩先生年谱》。这种利用方志进行史学研究的执着精神，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方志学价值的高度认可。 　　梁启超与康有为于万木草堂 　　尽管梁启超早在 100 多年前就提出了方志学的独立地位，但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中，方志学仍然被置于历史学下的三级学科，而且在全国开设方志学课程的学校也寥寥无几。这种现状不仅与梁启超的理论相悖，与百年前中国学术界对于方志学的探索有很大差距，也不符合方志学自身的发展需求。一方面，将方志学归为历史学的三级学科，限制了其独立发展的空间，也制约了学术研究对于方志编纂和方志实践的理论支撑，方志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与历史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分类方式不利于方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方志工作在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方志学理论，将方志学置于历史学之下，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方志学的实际需求。此外，方志学是中国学术体系中少有中国本土学科，方志学地位的低下，不仅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也不利于方志文化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1902年前后，梁启超与子女在日本时的合影 　　近年来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与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加强方志学的研究和探索，连续三年与省社科联推出江苏省社科研究地方志专项课题，与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省内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一大批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地方志的学术研究中来，对地方志工作实践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支撑。在纪念梁启超诞辰 152 周年之际，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方志学的学科地位和发展方向，推动中国方志学的加快发展。 　　（一）提升学科地位：从附属到独立 　　应将方志学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赋予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这不仅有助于方志学的学科建设，也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方志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与历史学存在显著差异，独立的学科地位将为其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同时，独立的学科地位也将促进方志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其国际化发展。 　　（二）推动学科现代化：从传统到创新 　　借鉴梁启超的科学方法论，推动方志学的现代化发展。方志学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编纂模式，而应引入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实地考察、数据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新探索和新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丰富和发展传统方志学体系，提升方志学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例如，利用 AI 大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方志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不仅可以提高编纂效率，还能为地方发展提供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的建议。 　　（三）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从封闭到开放 　　关注国际方志学的发展趋势，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推动我国方志学的国际化发展。加强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以及中国台湾等有修志传统地区的学术交流，加强与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新加坡等收藏有中国方志的地区加强学术对话，推动我国方志学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提升我国方志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参考资料： 　　1、和卫国：方志学百年回溯与展望 　　2、李秀霞：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梁启超与方志学 　　3、陈畅：纪念梁启超倡立“方志学”100周年：古老方志学的再出发 　　4、张乃格：千年文脉千年志，志载千年炳千秋 　　5、澎湃新闻：“方志学”是否已是独立学科？ 　　（作者简介：左健伟，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江苏省地方志学会会长） 　　  　　（来源：“方志江苏”微信公众号） 　　

蜀道千载 余响不绝 　　——《蜀道十讲》读后 　　熊 梅 　　蜀道，是中国历史上从关中平原穿越秦岭、翻越巴山、到达四川盆地的交通大动脉。一般观念认为，该道由“北四南三”构成，即北段穿越秦岭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和南段翻越巴山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也有将北段祁山道、南段阴平道纳入蜀道体系的。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南北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蜀道不仅承载着交通功能，更是一条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长廊。 　　由蔡东洲主编的《蜀道十讲》一书，从线路演变、国家治理、历史遗迹、石窟造像、摩崖石刻、古道树木、文化交流、文学创作、书法艺术、域外文献十个维度，全面生动地讲述了蜀道的故事，对普通读者了解这一古道及其历史遗存颇具意义。 　　《蜀道十讲》 蔡东洲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1 　　控蜀道 争天下 　　蜀道，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南地区的关键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不仅是“路”，更是政治、军事、文化交流的“桥”。《蜀道十讲》不仅通过历史文献，还通过考古资料，梳理了蜀道的历史渊源与地理演变。 　　据《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记载：秦惠（文）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文）王。惠（文）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土地，秦当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王以为金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 　　“石牛便金”“五丁开道”，是关于蜀道如何得以开通的最广为人知的记载。然而，《蜀道十讲》细心勘察，通过比照《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典籍，提出其中并无“秦亦无道出于蜀”的表述，指出金牛道在“五丁开道”之前已然存在，并佐以新石器时代陕南、关中与成都平原出土器物“文化面貌相似”，甲骨文中有“伐蜀”“克蜀”等考古学证据，廓清在秦惠（文）王之前，秦蜀之间已有道路联通这一事实。 　　战国时期，秦取巴蜀，不仅为秦国拓展了疆土，还使得关中与巴蜀这两片沃土通过蜀道的连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它结束了四川盆地长久以来相对封闭的状态，为秦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也使巴蜀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据《蜀道十讲》，蜀道还是后世王朝实施军事行动必须争夺的重要关隘。 　　楚汉争霸期间，刘邦通过武关道争取“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战略引起了项羽的猜疑。从鸿门宴死里逃生的刘邦接受了“汉王”的封号，并在南下途中破坏了蜀道上的栈道。在“萧何月下追韩信”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历史故事中，刘邦最终依靠对故道（陈仓道）的控制和对关中平原的重新占领，开启了东进的大门，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 　　三国时期，蜀汉依托蜀道的险峻，多次成功抵御了曹魏的进攻。诸葛亮“六出祁山”“秋风五丈原”等故事，至今仍让人潸然。 　　南宋时期，面对金军的南侵，时言“无蜀则无东南”，蜀道因此成为宋金对峙的前线。张浚极力主张“经营川陕，保全东南”，正是基于蜀道在战略防御中的关键作用。随着宋蒙战争爆发，余玠在四川盆地的水陆要道修建了山城，实施“坚壁清野”（坚守壁垒，使敌人无法攻进阵地）的策略，与蒙古军形成对峙。 　　鉴于巴蜀地区易于形成割据势力，元朝采取了“犬牙相入”的治理策略，将原本属于四川的汉中地区划归陕西管辖，从而对蜀道和巴蜀地区施加了制约。明清时期，无论是李自成等在蜀道与明军的交锋，还是清王朝利用蜀道为大小金川战役运输粮草，蜀道对于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直至近现代，蜀道在川陕苏区的建立和解放大西南的进程中，依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汉中石门栈道 图片选自《蜀道十讲》 　　回顾历史，一系列深刻影响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蜀道上反复上演。蜀道始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长治久安的战略要地。 　　2 　　存遗迹 记事功 　　蜀道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盛名的古道之一，其价值绝非限于军事、政治与商贸往来，它还是一条有着丰厚文化遗产与独特艺术魅力的交流之道。 　　《蜀道十讲》分门别类解读了蜀道沿线的绝壁栈道、关隘城堡、石窟造像、摩崖碑刻等古道遗迹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读者可以直观地体验蜀道所经历的沧桑变迁，更深入地洞察古代建筑、宗教、艺术等领域的发展脉络，从而理解蜀道在文化传播和民族融合中所发挥的桥梁作用。 　　以石窟造像为例，《蜀道十讲》指出，佛教石窟艺术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四川地区并逐渐传播开来。金牛道入蜀沿线的今四川北部广元、绵阳、成都以及阿坝等地，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摩崖造像和可移动造像，表明佛教石窟艺术的传播与蜀道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蜀道十讲》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对蜀道石刻进行了详细且精当的梳理。 　　古往今来，在蜀道上往来的赴任官员、南北商贾、文人墨客以及修栈开道的地方官吏，通过石刻这一形式，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迹。根据内容，石刻可分为摩崖石刻、指路碑、示界碑、仪制令碑、警示石刻、功德碑记、题咏游记、造像与窟壁题记等。《蜀道十讲》择其要，对《何君阁道碑》《郙阁颂》《仪制令》等具有代表性的石刻进行了详细介绍，对“石门十三品”与“蜀道汉魏石刻史料”作了列表式梳理。 　　《郙阁颂》拓本 图片选自《蜀道十讲》 　　凿刻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何君阁道碑》，是旄牛古道上最早记载开凿道路的纪功碑，全文共52字，简略记述了蜀郡太守何君委派属员在邛水上开通栈道的历史事件。碑刻古朴端肃，隶书中兼有篆体笔意，四周有阴刻边栏，上宽约73厘米，下宽约76厘米，纵长约65厘米，宛如一枚硕大的印章镶嵌在古邛水边的崖壁上。 　　摩崖石刻《郙阁颂》位于今陕西省略阳县徐家坪嘉陵江西岸峭壁上（东汉此地名析里）。此地为古蜀道陈仓官道最为险绝之地，由于“汉水逆让，稽滞商旅”，驿道经常阻绝，于是太守李翕派衡官掾仇审建造析里大桥，从此古道安宁，百姓欢欣，故刻此碑。碑为隶书，高1.72米，宽1.25米，共刻533字，其书法浑厚古朴，运笔沉郁稳健，是汉代摩崖隶书中的精品。 　　除造像与石刻外，《蜀道十讲》对蜀道其余遗存的描述，也宛如一幅绚烂的长卷。从道通南北的路网体系，到惟天设险的蜀道关隘；从烟火人间的蜀道城镇，到天筑坚城的蜀道城堡；从长虹卧波的蜀道桥梁，到梵宫真祠的蜀道寺观，作者们无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蜀道沿线历史遗迹的丰富多样，让笔者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古蜀道的兴盛与繁华。 　　3 　　述文脉 阐艺境 　　蜀道沿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历代文人墨客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灵感。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关于蜀道的诗歌数量不少于两千首，游记超百部，涉及蜀道的散文、题记、碑刻、铭赋、传奇、小说、说唱、曲艺不胜枚举。《蜀道十讲》对蜀道上的文艺作品作了详尽梳理。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人们对蜀道的第一印象，多来自李太白这首传诵千古的诗篇《蜀道难》。《蜀道十讲》不仅提及这首名作，还将展现蜀道之难的诗歌上溯至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张载所作的《剑阁铭》，指出《蜀道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或源自该作的“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对这两首诗歌所呈现的蜀道之雄奇险峻、登峰造极作了细致的赏析。 　　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印象，到“宇宙之绝观”的山水描绘，从“万里同为客”的情感表达，到“思古之幽情”的怀古情结，《蜀道十讲》将蜀道上的诗歌分门别类，将千古文人在这一古道上诞生的壮思或忧愁一一道来。无论是王勃的“江汉深无极，梁岷不可攀”（《普安建阴题壁》），还是卢照邻的“丁年游蜀道，班鬓向长安”（《早度分水岭》），抑或是张说的“他乡对摇落，并觉起离忧”（《深渡驿》），陆游的“故山有约频回首，末路无归易断魂”（《三泉驿舍》），蜀道上的诗歌，都反映了诗人的人生遭际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折射出诗歌既能证史又能抒怀的价值与意蕴。 　　蜀道不仅是一条文学之路，也是文化交融之路。书中细致地追溯了儒学、道教、佛教等沿着蜀道传播与交流的历史脉络，讲述了马可·波罗、李希霍芬等域外旅人通过笔墨在蜀道上留下的外国文献，既展现了文化在不同地域间流动与融合的奇妙过程，又展示了蜀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的作用。 　　如前所述，蜀道碑刻具有记述历史的功能，而其更大的魅力，在于它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真实记录与绝佳呈现。书中指出，在汉末魏晋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名家出现之前，中国书法已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艺术积累，“留存在蜀道上琳琅满目的各类碑刻，若论其字体，则篆、隶、行各体兼备；若论其风格，则朴茂雄浑和清秀流美各擅胜场、各有品貌”，汉魏摩崖石刻“大多率性而为”“具有一种原生性的艺术魅力”“能感受到书刻者强烈的生命意识”，可谓底蕴深厚，见艺术的真章。 　　《蜀道十讲》一书，还从地理学出发，分析了蜀道沿线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和促进文化多元共生与发展的内在机理。这种跨学科视角，对蜀道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综上，该著是一部学术价值与文化普及意义兼备的著作。读罢此书，蜀道的壮美与悠久、深沉与厚重、诗情与艺境，宛在眼前。 　　来源：《光明日报》 2025年2月13日第11版 　　作者：熊  梅（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志南充部分图片、音视频来自互联网，仅为传播更多信息。文章所含图片、音视频版权归原作者或媒体所有。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动能 　　——村志编纂对乡村发展的借鉴作用 　　村志是体现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重要文本，在乡村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1981年，衢州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开始编纂《白沙村志》，历经10年完成并出版，成为中国首部公开出版的村志。2004年10月1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该村考察，认真翻阅《白沙村志》，并对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村志一方面记录了乡村振兴的成果，另一方面其对传统经验的记述又能为乡村发展提供借鉴。 　　做好村志的编纂和传播 　　明代学者龚用卿说：“志，记也。记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天下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地方志是中国历史的传统记述方式之一，与史书、家谱构成了系统的历史记述体系。村志，是地方志里的“最小单位”。村志虽小，“五脏俱全”，它全面记述了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可谓是“乡村价值”全方位、多角度的承载者、展示者。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做好村志编纂工作，一方面离不开深入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离不开群众的自觉参与。习近平同志在白沙村调研时就指出，“农民搜集资料，专家当主编，‘土洋’一结合，村志成书了”。新时代推动村志编纂工作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采取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这也是村志编纂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科学方法论。 　　村志不仅是静态的志书文本，还应有丰富的传播方式。近年来，浙江积极推进各级方志馆特别是村志馆的建设，在建设中聚焦“活态”概念，形成基于中华文化自觉、原住民广泛参与、专业部门指导、反映乡村生活方式、可延续的村志馆建设模式。比如，白沙村村志馆以“中国村志第一村”为符号，集中展示了本村历史和村志文化的内容。又如，杭州萧山区衙前镇凤凰村结合衙前农民运动与乡村发展成就，编纂出版《凤凰村志》，并把村志内容搬上手机端，成为“全国首部掌上村志”。发挥村志的文化动能 　　修志是为了用志。习近平同志考察白沙村时深刻阐释了村志的功能。他指出：“几千年来，国有史，家有谱。不过，家谱毕竟是一家一族的文化，而村志则不同，它能反映全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又有与全体村民休戚相关的人和事的记载，最起码的存史作用是很大的啊！”在笔者看来，村志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存史方面，村志通过对一地历史客观史料的系统纂述，使传统史事、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先贤事迹、文化典籍等得以保存；资政方面，村志对地方治理具有现实作用；教化方面，村志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地方文化和民众行为方式进行塑形。如今，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推进，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发展经验的村志，在其中发挥了赋能乡村经济、助推乡村善治、激活乡村文化的独特作用。 　　赋能乡村经济。习近平同志对白沙村提出“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这既是对《白沙村志》编写内容的指导，也是对白沙村整体搬迁工作的肯定，同时也为白沙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据《白沙村志》记载，白沙村原处仙霞山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为实现村民稳定脱贫，2002年该村整体搬迁到现址。当地党委、政府选择符合当地特色、市场环境、自然地理条件、农户主观意愿以及市场需求的产业，作为扶贫主导产业。村民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兴办各类企业，形成了稳定的收入结构。白沙村作为一个移民安置村，因修志而闻名全国，也因修志凝聚民心，促进乡村经济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志不仅是保存乡村历史成就和发展经验的载体，也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发展动能。 　　助推乡村善治。志书的功用之一便是风评人物、教化百姓。村志保存着一个村庄的“根”与“魂”，记述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传承与治理经验，内在蕴含着以文化治理促进乡村良治的功能。村志通过教化功用，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以勤廉贡献为荣、贪腐落后为耻的风气，为乡村德治凝聚文化力量，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善治体系。比如，白沙村在乡村治理中，规范推进村务公开，每年公布村里财务收支；聘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村务议员，总结吟唱《村务议员五字经》，对村务和村干部进行监督；每年春节期间进行一次全村大合影，群众戏言参加合影人数的多寡是村干部评价的“晴雨表”……《白沙村志》对这些都作了详细记载。激活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家园，有着深厚的底蕴。村志中既有对村落基址、祠堂民居的描绘，也有对民风习俗、乡情乡韵的记录，还有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的叙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志的编纂与传承，促进了乡村文化的振兴。比如，白沙村深入挖掘村志文化的内涵价值，切实把中华优秀乡训、村规民约等融入村民生活；以建设“中华村志第一村”为抓手，高标准建设村志馆，全面展示村庄的历史与现状；深入推进社科项目实施，积极参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发起的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工作，《白沙村志》于2024年12月入选第八批中国名村志丛书名单。 　　来源：《浙江日报》2025年1月27日第6版 　　作者：吕克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浅谈综合年鉴篇目设置中的误区 　　杨青林  篇目是综合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的“四梁八柱”，是决定年鉴质量的前提。篇目设置要做到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首先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包括党内法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其次是结合部门职能分工。但有的年鉴在篇目设置时，过多考虑部门分工，从而造成有悖相关规范标准的现象。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误区。一、巡视（巡察）归属纪委监委 　　  2024年1月31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第五条规定：“巡视工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实行党组织分级负责、巡视机构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协助、有关职能部门支持、被巡视党组织配合、人民群众参与的体制机制。”第五十条规定：“巡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机构职责、工作程序和方式权限、整改和成果运用、队伍建设、责任追究等，参照本条例关于巡视工作的规定，结合实际确定。”由此可见，巡视（巡察）工作由各级党委负责，巡视（巡察）机构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协助。所以，将巡视（巡察）分目设在纪委监委类目下是不妥的。 　　  建议两种设置方式：将巡视（巡察）作为分目设在党委类目下；或将纪委监委类目名称改为纪检监察（按工作性质命名），将巡视（巡察）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目（按工作归类，而不是按机构归类）。二、基层党建归属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党的组织工作是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而党建，即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显然，党建范畴大于组织工作范畴。尽管多数地方的基层党建由组织部门牵头抓，但把基层党建归入组织工作是不妥的。虽然有的年鉴将基层党建改名为基层组织工作或基层组织建设放在组织工作中，但这又造成与其内容不完全相符，或记述内容不全面。 　　  建议设置方式：将基层党建作为一个分目单列，包括企业党建、农村党建、机关党建、学校党建、医院党建、科研院所党建、街道社区党建、社会组织党建等（现有的机关党建不再单列）。这既避免出现逻辑问题，又可防止基层党建分散在各部类记述的情况。《武侯年鉴》经过多年探索，这方面已比较完善。 　　三、立法分目设为人大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九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由此可见，立法不仅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还包括规章的制定。省市级年鉴，法治类目下的立法分目，不仅指地方人大立法，还包括地方政府立法（制定规章）。所以，立法分目名称用“人大立法”不准确，应改为“地方立法”，才能将本行政区域立法工作全覆盖。四、商贸服务业范围扩大 　　  不少年鉴设置了商贸服务业类目，但有的随意扩大范围，将商务服务业、邮政业等内容囊括其中。商贸服务业既不是单指批发和零售业，也不是泛指服务业，更不是“商贸业”与“服务业”的复合类目（上下层次间不能形成复合类目），而是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国家统计局《商贸服务典型企业统计调查制度》明确，商贸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洗染、沐浴、家政、美容美发、人像摄影、家电维修、仓储、拍卖和药品流通。所以，如果设商贸服务业类目，则应将分目限定在以上范围，其他内容宜单独设置类目。  服务业行业分类，除有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外，还有不少专业性的分类，如现代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健康产业、养老产业等，由于它们之间相互交叉，所以不宜将其作为设置类目的依据。如：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它们有近一半内容交叉重叠，如果将其设置为类目，那么很多分目或条目的归属就难以处理。由此可见，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其余类目（复合类目）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设立更为科学可行。五、工业同制造业混淆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等三大类。但在篇目设置中，不少年鉴工业类目下，只设有与制造业相关的分目，漏掉了采矿业、水电气生产与供应的内容。六、综述名不副实  年鉴部分类目下设置了综述，但有的综述名不副实，或包罗万象，或详细记述。如：政协综述，设概况、思想政治建设、团结联合各界、履职规范创新、培训管理、机关建设等条目；交通运输综述，设概况、春节运输、交通行政执法、交通运输信息化、驾培管理等条目。这类综述无法起到综述的作用，不能让读者直观了解该事业的总体发展情况。综述，顾名思义就是综合地叙述，即概括性地记述类目覆盖范围内事业的基本情况、重点工作、重要举措、特色亮点、主要成就等（不应像实体分目那样逐一详细记述），无需在综述下设置概况条目，更不应将一般性的工作或内部管理事项纳入综述。 　　七、下级行政区域条目设置过多  有的年鉴在下级行政区域各分目，又按概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设置条目，甚至更细。如：有的县级年鉴，乡镇（街道）部类，每个乡镇设置10多个条目，并详细记述，占用大量篇幅。年鉴篇目设置，主体部分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分门别类设置类目，对行政区域范围内进行全覆盖记述。如果下级行政区域再分别设置过多过细条目记述，必然造成内容重复，甚至相互矛盾。所以，比较科学合理的做法是，下级行政区域设概况（记述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特色优势、当年的主要工作成就）和几个单一性条目（记述当年的特色亮点工作）即可。近年来，《武侯年鉴》在这方面不断完善，现已比较成熟。 　　来源：方志四川作者：杨青林〔高级工程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原一级调研员，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武侯区志（1990—2005）》主编，《武侯年鉴》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