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万言巨著  三百年来南充 　　——读《南充市志（1707-2003）》 　　何瑞明 　　南充自古为修志之乡，历史上不乏名志名人。清咸丰徐继镛、李惺主编的《阆中县志》， 民国 18 年王荃善总纂修成的《新修南充县志》以及 1989 年营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完成的《营山县志》，在全省乃至全国方志界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三国时西充人谯周在方志学上颇有建树，编有《三巴记》《巴蜀异物志》《益州志》《蜀本纪》等志书，其《三巴记》堪称完备方志的雏形。《三国志》作者陈寿于晋咸宁年撰《益部耆旧传》，记述了上起先汉，下至晋朝的巴蜀数百名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之为方志人物一门之发端。而自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增补《顺庆府志》以后，南充再没有编修过市级志书，《南充市志（1707—2003）》（以下简称《南充市志》）的诞生，填补了 300 年来南充市级地方志书的空白。 　　南充曾是古巴国国都，历史悠久。自东汉建郡至清，历经州、府、路、道、署治所，后成为四川省省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为川北行署所在地。历经 60 余年沧桑巨变，成为川东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纵观巴蜀志苑，还没有像《南充市志》这样全面、系统、翔实、完整地记述南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志书。数年含辛，编著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清理出南充历史发展的脉络，采用分三级设类目的独特手法，通过近 500 万字的科学编著，横陈南充百科，纵贯南充古今，全面、系统、客观地将 300 年来南充各行业发展的全貌，将数代南充人创造的历史文明，有序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不能不说是南充修志人的一大创举和历史性贡献。 　　南充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厚的资源基础及其数千年历史的积淀，造就了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化以及和谐的社会。从《南充市志》对南充历史发展渊源的追述中，我们看到， 南充的区位优势是南充文明发展的基础。北高南低、以丘陵为主、河流密布、资源丰富的地势， 使南充的农业、手工业、采矿业在古代就已发达。商周即以出产蚕丝、黄润著称，唐代的果、阆二州即为巴蜀经济发达之地，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成为四川丝绸三大工业中心之一。再经历解放后 50 多年的发展，不仅以“果城”和“绸都” 之美誉出名，还成为四川内陆交通、通讯枢纽， 川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国家三峡经济区的组成部分及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南充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文明，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嘉陵江文化、丝绸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享誉全川；川北灯戏、木偶、皮影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扬中外。丰富的资源，发达的经济，深厚的文化创造了南充的政治文明。尽管朝代更替频繁，又受明末清初及民国战乱影响，加上文革十年浩劫，使南充一度百业凋敝，但清有康乾之治，民国有张澜兴业，解放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南充不但保存了古老的文明，还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而稳定的政治又为和谐的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史上旧志多为南充建置废兴以及经济、文化现象的零星记录，新修《南充市志》在巴蜀修志史上第一次用翔实而丰富的资料、科学的组织和生动的笔法再现了南充久远而发达的文明。主要表现为概述提纲挈领反映南充 300 年来发展的宏观面貌 ；大事记自新石器时期起追述南充文明发端，通过纵贯南充古今，溯 300 年来南充繁荣昌盛之源；主体部分采用 62 大类总括南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部类之下设 3000 余条目纵述各事物历史脉络；外加附录保存重要历史文献，将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南充有序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挖掘南充人文资源，展示南充人文内涵，是《南充市志》的又一贡献。《南充市志》一改旧志资料零散，结构简单，记述片面的面貌，深入挖掘资料，科学组织层次，优化记述方式，将南充的文化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南充风光旖旎。九曲回肠的嘉陵江，人间仙境般的阆中古城，湿地遍布如诗如画的蓬安嘉陵第一桑梓，堪称世界地貌奇观的高坪嘉陵第一曲流，在南充修志人笔下尽显风姿。南充文艺繁荣。远在商周时即有巴渝舞表演，历代民间文艺活跃，世代皆有杰出民间艺人。明代以来，川戏、川北灯戏、木偶、剪纸、皮影、花鼓、杂技等广为流传，这些古老而具有深厚内涵的文艺遗产，通过南充修志人之笔大大彰显了它的历史价值。南充的教育在省内毫不逊色。先秦时民间即有私人办学，西汉以后，官府办学和民间私学世代绵延。民国在张澜等著名教育家倡导下办出一批颇有名气的学校，解放后川北大学、川北医士学校、南充石油学院著名高等学校应运而生，使南充逐步形成师资雄厚，大、中、小学齐备的教育体系。《南充市志》不仅追述了南充教育发达的渊源，且延伸记述南充与中原教育交流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融合后四川官学从而兴盛以至繁荣的历史。民俗部分共涉及 18 个门类，除记一般生产、生活、节日、婚嫁等普遍性内容外，还挖掘了生育、宗族、祈祷、交往、俗性等习俗资料，像宗族中姓氏源流、家庭、家族、字辈、族谱等内容在新修志书中并不多见。总之，一种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在《南充市志》各部类中都得到充分展示。 　　南充出名人在《南充市志》中也表现到极致， 它秉承了“自古方志半人物”的传统，以设人物大类细述杰出人物为主，辅以正文以事系人，强调了南充人才辈出的特色。忠祐安汉公纪信彪炳史册，辞宗赋圣司马相如《子虚赋》吟唱千秋， 天文学家落下闳《太初历》造福万代，史学大家陈寿《三国志》传颂百世。“红军之父”朱德、“民主之澜”张澜、总参谋长罗瑞卿功勋卓著，名垂青史。《南充市志》从朱德、张澜、罗瑞卿等革命家入手，讴歌了一大批志士仁人，像张思德、杨伯坚、鲜英、任白戈、康乃尔等革命人物，着重记述其为革命事业浴血奋战的过程及其牺牲精神，彰显他们作为革命先行者的不朽功绩。对大文豪司马相如、天文学家落下闳、史学家陈寿、墨学家伍非百、佛学家王恩洋、画家习德进、川剧表演艺术家陈全波、汪洋等文化科技人物和专家学者，着重记述其特长、成果和影响，彰显他们在弘扬当地先进文化中起的作用。总之，《南充市志》在记人物时注意以当时历史背景为依托， 注重抓人物大节，表现人物气质，反映人物贡献。编著者遍翻历史档案，充分运用各界研究成果， 还采集了大量口碑资料，将各类人物描述得栩栩如生，起到了启迪人们思想，反映时代特点，歌颂先进人物，弘扬先进文化的良好效果。各部类中不计其数的以事系人且不算，单是人物传和人物简介就收录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各阶层名人 300 多人，无论是人物数量，人物类型，选用材料和记述手法，都非包揽古代南充名人的《益部耆旧传》能比。总之，这些经过南充修志人数年含辛精心打磨的文字，字字含金， 鲜活生动，令人想读。 　　《南充市志》在展示地方特色上所下功夫尤深。除升格设大类充分展示朱德故里、桑蚕丝绸、阆中古城等最具代表性的特色资源外，从大类下 子目内容也能窥视该志以充分展示地方特色为编 纂宗旨，以增强志书可读性吸引读者为目的的构 思。“朱德故里”从朱德的旧居、诞生地、私塾、“双柏树”“琳琅井”以及被毛泽东称为“伟大之母性”的朱德生母之墓等极富有情感的内容入手， 先吸引住读者眼球，然后用大量篇幅记述了朱德 回家以及朱德纪念地的各个环节，展示了朱德从 生世到家世，从读私塾到出国留学，从参军到成 为开国元勋，以至成为后人景仰的伟大革命家的 胸怀和眷念家乡的情结。“桑蚕丝绸”不仅反映了南充从“墙下种桑，宅内养蚕”到规模化栽桑 养蚕的历史，还反映了蚕丝业管理、生产、销售、科研一条龙的丝绸业发展全貌，并通过蚕丝地名、蚕丝习俗、蚕丝文物、蚕丝文献、丝绸节等内容 的记述赋予南充丝绸丰富的文化内涵。“阆中古 城”以古街、古院、古迹为依托，深刻地挖掘了古城文化的内涵。从“古城街道井然有序，功能齐全”，从对清代贡院、状元街、学道街、府县 文庙所组成的街区记述中，引申出南充自古重教育的“科举文脉”。“特色民居”列举了田家大院 等 10 个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展示了阆中现存清代古民居中“串珠式”“品字形”“一颗印”“倒天井”等融北京四合院与江南园林风韵于一体又自显特色的院落，道出它堪称巴蜀古建筑实物宝库的原因。此外，被专家誉为“舞蹈的活化石” 的“巴渝鼓舞”，锦屏山留下的“三国遗风”，大佛寺、观音寺等各种古寺庙，都不同程度地彰显了古城民间文化、三国文化、宗教文化等地方文化特色。 　　自古盛世修志。南充古即盛，故有《阆中县志》《三巴记》《益部耆旧传》等名志诞生 ；南充今更盛，故有《南充市志》的诞生。展开《南充市志》，从字里行间，从文字到图片，从内容到形式，无不让人看到一种南充精神。尤其是当你从读它到认识它并融入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南充自古至今的辉煌，都凝聚着南充人敬业、严谨、务实、创新的精神。《南充市志》目录的编排独具匠心，中英文条目标题连贯排列，既节省篇幅， 有富有曲线飘逸的美感。该志采用真丝制作封面， 封面凹凸压制丝绸飘带和丝绸女神雕塑，封底凹凸压制嘉陵江南充段形状图，并在扉页和每类类目页上综合这两种图案，反复强调这两种文化元素，以充分展示南充厚重的丝绸文化、嘉陵江文化。当然，《南充市志》在资料取舍、内容组织上也还有需要完善之处。但无论如何，这部凝聚了 500 万言涵盖了 300 年南充历史的巨著，不论从编纂构思到框架设计，不论从资料选取到内容组织，不论从语言文字到装帧设计，都堪为质量上乘之作。 　　

读《蓬州志》艺文考释随谈毛超群 　　人入中年，闲来无事时，最大嗜好，竟然不是烟酒棋牌，名利娱乐，而只是安心静读方志。我所读的方志，又多以与吾营邑比邻相望的古渠、果、蓬、阆诸州，顺庆、保宁二府旧志相关而已。 　　这些志书当中，可隐约感受到有古巴国、充国、宕渠和相如、咸安，依稀浮沉的历史痕迹。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又你有我无，我有你失，总之，这些地域文史之间难免会犬牙相错，盘根交叉，若隐若现，纠缠不已，自然也就会引领着我抚今怀古的思绪好奇地浮想联翩，纵横驰骋，往往灵感所至，又难免会心有灵异火花飞溅，自然时有心悟之获，甚为欣喜。 　　比如，近日又读蓬州旧志，是光绪方旭版《蓬州志》，读到艺文志中其中《陈汝德修学记》与《朱綵胥宗儒墓志》这两篇艺文，突然对文中记载的有关西充职官充满好奇，便又找来西充方志对照查核，于是，也就自然牵扯出今日这些考释文字来。 　　《陈汝德修学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 　　“先是署篆程公每歎講堂不開，屬李先生經理其事，既而不果。余承乏乃追二公之志而成之，是役也，始於丙寅之春，落於丁卯之秋，計費百六十缗有奇。程公讳士升，西充令，楚黄人。李先生讳仕顯，蜀富順人。漆先生讳太一，蜀之巴人。黄先生讳可登，蜀之简州人。時學正鄭先生後至，讳子鼇爲浙之西安人。克成厥功。余今以江右筠陽人來典兹郡，歷二年所得並書。” 　　《朱綵胥宗儒墓志》一文中，也有： 　　“萬历辛亥正月十七日，忽盥沐，坐堂集子姓曰 ：吾將逝矣……前安漢太守大參昝公，聞而惜之下。”的记载。 　　在这两篇艺文中，都提到了与西充、安汉有关的职官人物，比如“程公讳士升，西充令，楚黄人。”和“聞而惜之下的前安漢太守大參昝公。” 　　在《蓬州志》职役篇明代职官名录中记载有“程士升、李士显、漆太一、黄可登、郑子鳌、陈汝德等人”。 　　《蓬州志》里明确记载，程士升，黄冈人，天启中，以西充令署州事。方旭也在里面注明，这几个职官名录都是根据这两篇艺文记载的内容而得来的。 　　但在清光绪年间方旭版《蓬州志》职役篇明代职官名录中记载的程士升、李士显、漆太一、黄可登、郑子鳌、陈汝德这六人，早在道光十年知州洪运开修，王玑纂《蓬州志略》卷之六明代职官记载中却仅有陈汝德一人。可见当时洪运开和王玑在纂修《蓬州志略》时，应该是没有找到这些人在蓬州在任的史料依据。 　　但到后来方旭修志之时，就已经找到了这些人在蓬州任职的史料记载，故而在后来方旭所编纂的《蓬州志》里就比道光年间所纂的职官录里面多记载了上述这几个人。特别对于这个程士升就说得很清楚了，自然这个程士升就应该是西充县令，《西充县志》职官录里也就应该有这个知县的记载了。 　　但《朱綵胥宗儒墓志》里记载的这个“前安漢太守大參昝公”，因文中只提昝姓，而并未说后面的名字，所以，单从《蓬州志》这篇艺文此处的记载是很难知道这个前安汉太守昝公，到底叫什么名字了。 　　      因心中好奇，想一探究竟，就只能去《西充县志》寻找答案了。 　　西充旧志我只找到光绪二年高培榖版的《西充县志》，但卷六职官官师记载中，却没有《蓬州志》那两篇艺文中所记载的西充令程士升和前安汉太守昝公。 　　那两篇艺文锁定的时间年限都是明朝期间， 但整个《西充县志》的职官记载里面，不只是明朝期间没有姓程和昝的知县，甚至连教谕、训导、主簿、典史的记载中也都找不到清朝之前有程、昝二姓的官员记载。 　　如此说来，光绪二年高培榖主持编纂的《西充县志》里面，是存在着这两个西充令或安汉太守的人物记载的。方旭主持纂修的《蓬州志》不只是这两篇收录的艺文可以证明这两个人曾是明朝的西充令或安汉太守，并且在蓬州的职官录中方旭也明载了程士升，并且还说清了他的身份，当时是西充令。 　　所以，在我看来，这两位明朝期间的西充令真实存在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以后，如果西充重修旧志之时，这两个人物也是应该增载于明朝的县令名目之中去的。这是有据可考的人物，毋庸置疑。并且与之相关的这两篇艺文也是可以收录其中的，至少，让后世之人对照艺文所载的内容读后，便心中安然，毫无疑问了。 　　

扶贫志编写初探 　　王复兴 　　 提要：编写扶贫志是方志人的光荣使命。扶贫志的主要内容有地情、贫困状况与成因、扶贫目标和规划、基础设施扶贫、生态扶贫、劳务扶贫、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卫生扶贫、社保扶贫、党建扶贫、社会扶贫、机构与管理、扶贫人物等。设计扶贫志篇目要注重选定结构体式、区分专志和分志、区分各级扶贫志、选定综合篇目或细分篇目、突出地方特点等。编写扶贫志方法主要有点面结合记述法、对比法、以事系人法、处理内容的交叉重复、用好专记和附录、重视图照运用、记载失误和教训等。 　　  关键词：扶贫志  内容篇目  设计  编写方法 用地方志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载近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的扶贫伟业，总结成功经验，是方志人的光荣使命。本文拟对扶贫志的内容、篇目设计和编写方法试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扶贫志的主要内容 　　 扶贫志记载一地扶贫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主要内容如下： 　　 （一）地情。一地贫困，有自然的社会的等各方面原因，扶贫志为交代清楚贫困的背景就要写地情，即概要地写省情、市情、县情。制定扶贫措施也要从地情出发，注重发挥地情的长项，避开地情的短板。主要写自然环境（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资源（土地、水、生物、矿产等）、自然灾害（气象灾害如干旱、洪涝、风、雹等，地质灾害如滑坡、泥石流、地震等，生物灾害如病害、虫害、鼠害等）、行政区划、人口、社会经济状况等。 　　 （二）贫困状况与成因。这里的贫困主要是指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从一地整体上看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可通过以下统计数字来反映：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数、人均工业产值数、人均占有粮食数、人均财政收入数，分别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多少，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多少。还要具体从衣被、食、住、饮水、疾病等方面写。衣被：用调查资料写明缺衣少被的情况。如凉山州彝族聚居的几个县，部分农户缺少被褥。食：记载贫困地区农民食物短缺情况，主要写农民人均粮食数，一年中缺粮月数，国家调进救济粮数等。据1984年贵州省21个贫困县统计，贫困缺粮户占总农户的70％左右，一般缺粮5个月。住：记载贫困户住房简陋，有的几代人同居一室，有的无房住窝棚。贵州省4县统计，住“趴地棚”的3270户，住“杈杈房”的15854户，无房的5473户。饮水：记载贫困地区人畜饮水困难情况。四川省泸州、宜宾山区近20万人缺水，不少人一水五用：洗菜、洗脸、洗衣、洗脚、喂畜。疾病：记载贫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严重，地氟病、丝虫病、克山病、克汀病、地甲病、麻风病、肺结核、肝炎等病在一些地方流行。四川省涪陵地区82万余人患病，石柱县两个乡95%的人患地氟病，轻者关节疼痛、四肢变形，重者长期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造成贫困的原因包含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生产条件、工作基础和政策落实等诸多因素。大的背景是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形成我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这是造成许多地区贫困的总原因。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生态环境恶劣，有的属高原山地，山脉绵延，坡陡谷深，不适宜居住和农业生产。有的属石漠化地区，山石裸露，土地瘠薄，只能广种薄收。有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生存条件濒于丧失；二是自然灾害频繁，干旱、洪涝、冰雹、虫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轮番袭击，一年遭灾，数年贫困；三是基础设施薄弱，交通闭塞，水利设施缺乏，不通电，无电话和广播电视信号；四是教育、科技、医疗水平落后，山区不少乡村没有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难，许多青壮年没脱盲，文化水平低,许多乡村没有医院，因病致贫比例高。大多数农民不懂科学技术知识，有的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五是农业经济结构单一，工业比重很小。 　　 （三）扶贫目标和规划。扶贫目标可分阶段记载。《陕西省志·扶贫开发志》记载：改革开放初期，陕西扶贫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尽快改变陕北革命老区和陕南秦巴山区的贫穷落后面貌；“七五”时期，重点是解决最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八五”和“扶贫攻坚”时期，目标是基本解决5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十年规划时期”目标是整体推进农村社会向小康水平迈进；“十二五”和脱贫攻坚时期，目标是65个贫困县分期分批整体脱贫。明确目标后，接着将具体任务、采取的措施和完成情况等，贯通写下来。《四川省志·扶贫开发志（1986—2005）》设置扶贫目标、基本任务、扶持措施、扶贫成效等目记载。 　　 开展扶贫工作，必须提前制订扶贫规划，可按目标、阶段、地区、行业、专项等来编制规划，扶贫志可按本地规划的实际情况记载。主要内容有编制规划的背景和依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建设项目、保障措施、组织领导，重点规划展开写等。 　　 （四）基础设施扶贫。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着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所以扶贫大都首先建设基础设施。一是交通建设：省级扶贫志主要记载修建省道、国道和高速路，市、县扶贫志主要记载修建县道和乡村道路。二是基本农田建设：建设保水、保土、保肥的农田，重点是坡改梯、低改高和开田造地，并配套修建小水窖、小水塘、田间便道和机耕路。三是水利建设：记载蓄水工程、灌溉工程、地下水开发利用工程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情况。四是电网建设：从建设中小型电站及配套电网，到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逐步实现村村通电、户户通电。五是通信设施建设：从建设乡乡通电话、村村通电话，到开展农村信息化网络建设，达到高速宽带网络在乡村全覆盖。 　　 （五）生态扶贫。毁林毁草开荒，破坏生态环境，加剧水土流失，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干群逐步认识人与自然互相依存的关系，探索恢复重建生态系统，发展绿色经济。一是退耕还林（草）：坡地退耕还林后林地加快自然更新，生态效益已显现，退耕农户走上生态致富路。二是治理石漠化：将治理石漠化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民增收相结合。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选择适宜的经济树种，探讨林竹、林药、林果、林草、林菜结合等多种治理模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赢。三是生态移民：石漠化严重地区，生态环境恶劣，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通常的扶贫方式不能奏效，只能实施移民搬迁。要规划好适当的移民地和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力争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要记载搬入地适宜居住的环境和移民生产、生活情况。四是绿色经济：从各地实际出发，充分挖掘和发挥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发展茶叶、竹子、花椒、油茶、干果、水果、蔬菜、中药材等名优特色产业，既保护了生态文明，又使农民脱贫致富。 　　 （六）劳务扶贫。主要记载技能培训、输出方式和劳务管理等。还要记载劳务品牌。截至2010年，甘肃省登记注册了劳务品牌50个，其中41个被推荐为优秀劳务品牌，名气较大的有“甘肃摘棉工”“天水白娃娃家政”“羲理娲乡家政大嫂”“羲皇故里建筑工”“龙城飞将保安”“玫瑰之乡巧妹子”等。 　　 （七）产业扶贫。这是调整贫困地区经济结构，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增强贫困地区“造血机能”，促进贫困地区脱贫和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途径。贵州省立足本地资源基础，以市场为导向，打造扶贫特色优势产业，促进扶贫产业品种、品质、品牌的提升。确立核桃、草地生态畜牧业、精品水果、蔬菜、油茶、中药材、茶叶、特种养殖、脱毒马铃薯和乡村旅游业等十大扶贫产业，其中一些逐步在全国占有一定优势。每项产业建设记载产业规划、项目实施、组织模式、产业效益等。 　　 （八）科技扶贫。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是导致贫困地区贫困代际恶性传递链和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所以，扶贫工作必须把重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一是科技人才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科技人才到贫困地区发挥聪明才智，帮助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借调帮扶省、市和本省省直部门的科技人员，给贫困县、乡镇配置科技副县长、科技副乡镇长，主抓科技扶贫脱贫工作。二是科技培训：以科技系统为依托建立各类科普协会，培训农村人才；以教育系统为依托，建立农民技术学校；贫困县建立科技示范基地、示范村、示范户；依托“公司+农户”，把农户种植、养殖、加工置于公司培训之中；以农、林、水、畜牧等部门为依托，搞好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促进各项产业发展。三是科技引进推广：各地根据自身和不同时期的需要，引进和推广不同的科技成果和科技相目，如大面积推广杂交良种、玉米地膜覆盖栽培、玉米育苗定向移栽、粳杂试验示范、果木嫁接栽培、科学种草养畜、快速养猪、青储饲料实用技术。甘肃省引进推广的科技项目，重点涉及全省的草畜、马铃薯、林果、瓜菜、中药材等五大产业，还有干鲜果、食用菌、花卉、小杂粮、茶叶、桑蚕等区域性产业，主要有马铃薯良种繁育、大棚蔬菜丰产技术、低产果园改造、黄牛冻配改良、暖棚养畜、饲草青储氨化、药材GAP种植、梯田抗旱增产技术等。有些城市退休的科技人员自愿到农村传授科学技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也应记载。 　　 （九）教育扶贫。一是基础教育：积极推进“两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小学、中学合理布局，达到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有旗杆、有厕所。通过增加师范类学校招生名额、在职培训、支教等方式，建设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贫困学生免学杂费和书本费，补助部分住宿贫困学生生活费。二是职业教育：建设职业中学，有条件的普通中学设农、林、畜牧班，或与农业、畜牧、林业、水电、桑蚕等部门联会办学。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充分依托现有中专、技工学校与国家级、省级职业学校联合办学，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才。三是委托培训：由政府出资，委托大专院校培养贫困地区急需人才，如农、林、医、师、工及管理人才，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按当地实际情况，还要记载支教、希望工程、春蕾计划、明天小学等。 　　 （十）文化扶贫。治贫必先治愚，文化扶贫具有扶智、扶志作用。一是两馆建设：每县都建设文化馆、图书馆。记载文化馆投资、建成数量、活动情况；图书馆投资、建成数量、馆藏图书数、借阅情况等。二是文化站、室建设：乡镇建文化站，村庄建文化室、文化广场。记载文化站投资、建设数量、设备及活动情况等；文化室、文化广场投资、数量、设备及活动情况等。三是农村图书室建设：村村建图书室，图书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万村书库工程”，向村图书室赠送《中国农村文化图书》系列；二是“手拉手工程”，城市少年儿童向农村小朋友赠送图书。记载图书室建设投资、数量、图书数量及借阅和读书用书活动情况。四是广播电视设施建设：先建设乡镇卫星地面接收站，再开展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记载投资、覆盖村庄数和人口数等。五是旅游开发：记载开发贫困地区的特色旅游资源和乡村特色游、特色采摘、农家乐等。六是非遗资源开发：记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与产业经济结合，助推扶贫事业，让贫困农民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中脱贫致富。 　　 （十一）卫生扶贫。一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乡镇卫生院达到房屋、人员、设备三配套，能够承担基本医疗预防保健、急救、产科等服务。村卫生室达到看病、药房、打针换药三室分设，诊疗有登记、开药有处方、收费有凭据、防保有卡册、疫情有报告。二是建立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村居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大大降低贫困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国家下拨专项经费，为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三是“两病”防治：记载当地地方病和传染病的种类、危害、防治措施和效果等。四是结对帮扶：记载省、市三甲医院与贫困地区县医院结成对子，派出医生进行医疗技术帮扶；组织志愿者免费给贫困农民看病；复明手术车免费为白内障患者做手术。 　　 （十二）社保扶贫。一是“五保”供养：始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五保户指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无扶养能力），需由集体经济供养的农户，五保是指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2006年国务院颁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将农村“五保”供养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记载本地“五保”供养的起始、变化和现状等具体情况。二是特困群众救济：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群众，纳入社会救济范围，保障基本生活。记载救济范围、人数、资金筹措和总数等。三是农村“低保”：记载主要年份享受低保人数、补助标准，资金来源、总数等。四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交费、政府补贴等构成，未交费的老人也按月发给生活补贴。记载政策和本地执行等具体情况。五是安居保障：灾民和贫困户中的住房困难户，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和适当经费补助。记载安居工程和危房改造的具体措施和效果。六是扶持贫困残疾人：政府统筹资金，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的康复医疗、就业培训、自谋生产和危房改造。记载各时期的政策、措施和效果。 　　 （十三）党建扶贫。一是基层组织建设：抓好扶贫项目落实的同时，突出抓好村级党组织建设，抓好村民委员会、团支部、妇代会、民兵连、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建设。着力选好配强村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特别是选好党支部书记。二是干部能力建设：着力培养、选拔、任用优秀年轻村干部，把双带（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强、办事公道、群众拥护的优秀党员选拔到村支部书记岗位，选拔大学毕业生到村任职，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三是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从各级机关选派的驻村扶贫工作队，从优秀机关干部中选派的村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紧密配合，出谋划策，为扶贫事业做出贡献，重点是加强组织建设、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村民办实事。 　　 （十四）社会扶贫。在党和政府领导、组织下，从中央单位、本省省直部门到北较富裕的省、市、县，全国各行各业各方面都参与了扶贫事业，在与贫困斗争中尽一份力。一是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记载帮扶单位、帮扶任务、帮扶方式（如挂职与调研、资金支持、扶持农业与经济建设、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捐赠款物、技术培训、组织劳务输出等）等。二是省直部门定点帮扶：本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抽调干部组成扶贫工作队，进驻定点贫困县，帮扶到村到户，落实责任。记载帮扶单位、帮扶任务、帮扶方式（参考上面举例据实记载）等。三是对口协作帮扶：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东部经济较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欠发达地区，从此开始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主要记载帮扶本地区的省市、帮扶对象、扶贫方式（如合作、考察学习、资金帮扶、农业产业帮扶、创办企业、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等）等。四是各界帮扶：包括社团帮扶、企业帮扶、军警部队帮扶等，记载施以援手的单位、帮扶对象、帮扶方式和效果等。五是志愿者帮扶：大批志愿人员包含教师、医生、科技人员等到贫困地区教书育人、治病救人、传授技术。六是国际合作：引导国际组织、外国政府、海外华人以各种形式参与贫困地区开发建设，按项目设置节目，记载项目目标范围、项目投资、项目内容、项目管理、项目实施、项目成效等。 　　 （十五）机构与管理。机构部分：一是领导机构：各地都设置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记载机构沿革、工作职责、工作制度等；其他领导机构也记。二是工作机构：各地都设有扶贫开发办公室，要记载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主要职责等，其他工作机构也记。三是扶贫事业企业单位：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记载。四是扶贫社团：记载机构沿革、主要任务、资金来源等。 　　 管理包括：一是资金管理：扶贫资金包括扶贫信贷资金、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三部分，记载分配原则、分配程序、财政专户、检查监督等。二是项目管理：记载项目选择、立项审批、项目实施和验收。三是审计监督：记载督查部署、资金审计、问题整改、案件查处等。四是统计监测：记载农村扶贫统计和贫困监测等。五是检查验收：记载检查验收标准、检查验收方法、考核奖惩等。六是建档立卡：记载逐户摸清底数，做到村有卡、乡有册、县有簿，实行全程动态监测管理。七是领导责任制，奖惩责任制：记载建立各级领导扶贫责任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各级领导分管扶贫工作，有专人负责，签订责任状，实行奖惩挂钩。 （十六）扶贫人物。在扶贫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扶贫志应记录他们的姓名和事迹。一是人物传：按照地方志“生不立传”的原则，扶贫志只为已去世的扶贫先进模范人物立传，在世的先进模范人物可用以事系人法和列表法记载。二是人物表：在世的扶贫先进模范人物可设置人物表记载，表的栏目有姓名、工作单位、获奖时间、表彰部门、获奖名称、主要事迹等。三是人名录：获同一奖项的先进模范人物较多，也可不列表而只记姓名。《保山市扶贫开发志（1978—2008）》扶贫人物章，记载2001年受到中共保山地委表彰的41位扶贫先进个人、2006年受到保山市委市政府表彰的63位扶贫先进个人，都是排列姓名。 　　二  扶贫志的篇目设计 　　 设计扶贫志篇目须注意的事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选定结构体式。按分志中各部分的排列形式，志书有章节体、纲目体和条目体。我见到的扶贫志都是采用章节体。按一级类目的多少可分为大编体、中编体、小编体。已出版的扶贫志有的采用大编体，大多设五六编（有的第一层次不称编而称章），最少的仅3编。笔者认为，大编体将性质相同的事物合设一编，便于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扶贫志以采用大编体为宜。 　　 （二）区分专志和分志。扶贫志有独立成书的专志和综合志书中只记扶贫内容的分志两种形式，它们的内容和篇目不完全一样，设计篇目时要注意区分。作为专志的扶贫志是独立的志书，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都用，前边要有序和凡例，后边要有附录、索引和编后记。作为分志的扶贫志，只是一部综合志书中“志”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分志），不管是与志书的其他部分合印在一起，还是单印一本，都不允许出现序、大事记、人物传。根据全志的统一规定，单本出版的扶贫分志，书前除印全志的凡例，还要有本分志的凡例，多称“编纂说明”。有些已出版的扶贫分志不执行全志的统一规定，设置了序、大事记、人物传，扰乱了全志的体例，是不对的。有的扶贫分志将扶贫大事记和人物传置于附录中，也欠妥当。从内容说，专志要求全，扶贫管理部门的事，如机构沿革、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内部机构设置、党务活动等，都可记载（不属重点内容，内设机构负责人不记）。扶贫分志只记扶贫事业，上面所写管理部门内的事不记，也就不设相关篇目。综合志书已设地理或自然环境分志记载地情，扶贫分志不再设相应的章节记载。 　　 （三）区分各级扶贫志。省、市、县、乡等各级扶贫志不能用相同的篇目。省、市扶贫志要综述本省、市扶贫事业诸方面的情况，用表示某类事物的词语来作章、节、目的标题，如退耕还林、治理石漠化，生态移民、公路建设、农田建设、水利建设等，章、节、目下是较宏观地用综合性资料记载这一类事物，有时也写到点上具体事物，那是记述典型；从篇目上看不到具体事物。而县、乡扶贫志要记载一些具体的事物，比如开发的具体的扶贫项目和贫困户的变化。《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志》在扶贫开发项目节，设置区阳河堤工程、烤烟种植、栽桑养蚕、经济林示范片等12目。还专门设置部分越温贫困户章，分别介绍51家贫困户脱贫致富情况。记载这类较具体的事物，是较基层的扶贫志本身所要求的，也是它的重要价值所在。如果基层扶贫志用省、市扶贫志的篇目，编写出的志书就会空，写不出本县、乡扶贫的真实情况和特点，削弱了它的资料价值。 　　 （四）选定综合篇目或细分篇目。综合篇目是指层次较少、事物划分较粗的篇目；细分篇目是指层次较多、事物划分较细的篇目。如社会扶贫中的定点扶贫，有的扶贫志是按综合篇目来设置节目，在中直部门定点扶贫、省直部门定点扶贫下，不再细分单位，而是按时间顺序综合记载全省情况。有些省、市扶贫志设章节记载所辖州、市或县、区的扶贫，如《云南省扶贫开发志》专设一章，下设16节，记载所辖昆明市等16个州、市的扶贫，每个州、市一节，节下设机构、扶贫纪要、扶贫区域、扶贫开发措施及绩效4目。《保山市扶贫开发志（1978—2008）》第13至第17章，记载所辖县、区扶贫开发，每个县、区一章，章下设简述和机构沿革、扶贫对象、扶贫资金、专题扶贫4节。作为独立专志的省、市级扶贫志，这样设置篇目的优点是，读者从此志中不仅能了解了本行政区域扶贫的综合情况，还能了解所辖各行政区域的扶贫概况。但综合志中的扶贫分志，为与其他分志体例统一，不宜设置记载下辖行政区域扶贫的章节。 　　 （五）突出地方特点。扶贫志欲写出深度，提高资料价值，就要通过调查研究，找出本地扶贫事业的特点，要注重为本地特有或突出的事物设篇立目。贵州省敢为人先，各市、州勇闯独具特色的扶贫道路，《贵州省扶贫志》专设贵州试验章：第一节先行先试的减贫实践，下设毕节“开放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安顺市“多种经济成分共繁荣”试验、黔西南自治州“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试验、麻山瑶山扶贫开发试验、六盘水市“三变”发展模式；第二节减贫范例，记载了则戎之路、“大关精神”、晴隆模式、印江经验、长顺做法、威宁试点、迆那实践等经验。但也有扶贫志发掘本地特点不够，缺乏深度和亮点的情况。今后编修扶贫志，应有意识地先做调查研究，找出本地扶贫开发中的特点和各方面的典型，设置相应的篇目。 　　扶贫志基本篇目： 　　序 　　凡例 　　目录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编 扶贫战略 　　第一章 贫困区域 　　第一节 地情 　　第二节 贫困状况及成因 　　第三节 贫困片区及分布 　　第四节 扶贫标准及范围 　　第二章 扶贫目标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目标 　　第二节 “七五”时期目标 　　第三节 “八五”和“扶贫攻坚”时期目标 　　第四节 “十年规划”时期目标 　　第五节 “十二五”和脱贫攻坚时期目标 　　第三章 扶贫规划 　　第一节 规划编制 　　第二节 规划要点 　　第二编 专项扶贫 　　第一章 基础设施扶贫 　　第一节 交通建设 　　第二节 基本农田建设 　　第三节 水利建设 　　第四节 电网建设 　　第五节 通信设施建设 　　第二章 生态扶贫 　　第一节 退耕还林 　　第二节 石漠化治理 　　第三节 生态移民 　　第四节 绿色经济 　　第三章 产业扶贫 　　第一节 种植业 　　第二节 养殖业 　　第三节 加工业 　　第四节 旅游业 　　第四章 劳务扶贫 　　第一节 技能培训 　　第二节 输出方式 　　第三节 劳务管理 　　第五章 党建扶贫 　　第一节 基层组织建设 　　第二节 干部能力建设 　　第三节 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 　　第三编 行业扶贫 　　第一章 科技扶贫 　　第一节 科技人才支持 　　第二节 科技培训 　　第三节 科技引进推广 　　第二章 教育扶贫 　　第一节 基础教育 　　第二节 职业教育 　　第三节 委托培训 　　第三章 文化扶贫 　　第一节 两馆建设 　　第二节 文化站、室建设 　　第三节 农村图书室建设 　　第四节 广播电视设施建设 　　第五节 旅游资源开发 　　第六节 非遗资源开发 　　第四章 卫生扶贫 　　第一节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 　　第二节 建立“新农合” 　　第三节 “两病”防治 　　第五章 社保扶贫 　　第一节 “五保”供养 　　第二节 农村特困群众救济 　　第三节 农村“低保” 　　第四节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社保） 　　第五节 安居工程 　　第六节 扶持贫困残疾人 　　第四编 社会扶贫 　　第一章 定点帮扶 　　第一节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第二节 省直部门定点帮扶 　　第三节 民主党派、工商联定点帮扶 　　第四节 军警部队定点帮扶 　　第二章 对口帮扶 　　第三章 各界帮扶 　　第一节 企业帮扶 　　第二节 社团帮扶 　　第四章 志愿者帮扶 　　第五章 国际合作 　　第五编 扶贫机构与管理 　　第一章 扶贫机构 　　第一节 扶贫领导机构 　　第二节 扶贫工作机构 　　第三节 扶贫事业企业单位 　　第四节 扶贫社团 　　第二章 扶贫管理 　　第一节 资金管理 　　第二节 项目管理 　　第三节 审计监督 　　第四节 统计监测 　　第五节 建档立卡 　　第六节 领导责任制、奖惩责任制 　　第七节 贫困退出验收 　　一、验收对象和标准 　　二、验收程序 　　三、验收结果 　　第八节 培训管理 　　第六编 扶贫人物 　　第一章 人物传 　　第二章 人物表 　　第三章 人名录 　　（综合志书中的扶贫分志，此编可改为表彰，下设全国表彰和省表彰两章） 　　附录 　　索引 　　编后记 基本篇目说明：1.根据本地情况，第一层次编也可改为章。2.扶贫政策，为避免和其他部分重复，未单设编章。有的已出版的扶贫志设置政策保障编，下设贫困农户扶持政策、贫困地区扶持证策、特殊群体扶持政策等章。3.此篇目把移民扶贫置于生态扶贫中，如不记生态扶贫，可在专项扶贫编设置移民扶贫章。4.本地国际合作扶贫内容多的，可单设一编。 　　三  扶贫志的编写方法 　　 根据记载扶贫内容的需要，编写时要注重采用以下方法： 　　 （一）关于点面结合记述法。面指综合记述事物的整体情况，没有面的记述难以反映事物的全貌；点指微观记述典型事物，没有点的记述难以反映事物的特点和典型。扶贫志记载扶贫事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各种扶贫方式和措施，应两方面都关注到，尽力写全写透。方志记载各种事物必须用综合记述法，这方面大家都很熟悉。下面举几例典型记述法。《四川省志·扶贫开发志（1986—2005）》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基本农田建设”，在综合记述之后，记了一个典型：旺苍县高阳镇鹿渡村大茅坡是一片怪石林立、坡陡土薄的荒石坡。1990年前，全村每年人均粮食仅184公斤，人均纯收入200元。自1990年开始在以工代赈的扶持下，经过三年艰苦实干，在荒石坡上造出了530亩高质量水平梯地，建成人均1亩高产稳产农地，同时推广良种和科学的农耕农艺措施，创造了“千车万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1993年，全村人均粮食535公斤，人均纯收入500元，比改土前分别增长1.90倍和1.50倍。世界水保专家、原澳大利亚农业部副部长诺雷斯参观后说，“看到的梯地建设是世界一流的”；英国伦敦大学土地发展系教授卡约瑟博士参观后，认为“中国人了不起”。有的志书只用综合记述，没有记载典型，使人感到记述平平，缺乏亮点和深度。今后编修扶贫志收集资料时，不能只收集综合性资料，还应有意识地收集典型资料，这样才便于采用点面结合记述法。 　　 （二）关于处理内容的交叉重复。基本原则是允许必要的交叉，避免文字重复。编写前，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哪些内容、在哪些地方易于造成重复，进而思考避免重复的方法。扶贫志容易重复的内容有扶贫政策和扶贫成效等。为避免重复，应在设计篇目时进行处理，如设置了生态扶贫章生态移民节，就不要再设易地搬迁章节；扶贫项目、措施中打算写政策的，就不要设扶贫政策章节；扶贫项目、措施中打算写扶贫效果的，就不要设扶贫成效章节。编写时，各章节都牢牢把握记述范围，不延伸，不越界，确需涉及其他事物时点到为止，不展开写。如：若已设扶贫政策章节，记载扶贫措施时，要注意尽量不涉及政策，非写不可时，只记政策精神或文件标题，不展开写政策内容和各时期政策的变化；如果感到把扶贫政策和措施连在一起写，更利于把扶贫情况记清楚，那就把扶贫政策章节删除。各级审稿发现重复问题要记下来，然后研究处理方法加以解决。 　　 （三）关于专记与附的运用。专记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中发展起来的体裁，对志文不便展开记述的事与人，采用纪事本末体完整、全面、详细记载，是对志文的补充。从前两轮志书看，专记在志书中的安排有3种形式：一是将各篇专记合为一编置于各编最后；二是将各篇专记排列在一起，不入编的序列，置于附录之前；三是各篇专记不集中在一起，而是分别置于有关节、目之后。方志还有一种体裁附录，附录置于志文之后，收录志文未记又有收存价值的资料；与某一节、目所记关系密切的有关资料置于该节、目之后，称附。扶贫志中，将专记和附结合起来，即将每篇专记，用附的形式，置于有关节、目之后。《贵州省减贫志》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目“治理石漠化”，文后附专记《顶坛片区治山奔小康》；第六章第一节第一目“劳务输出”文后附专记《正安县劳务输出纪实》；第七章第一节第一目毕节“开放扶贫，生态建设”实验。文后附了4篇专记。这种与节、目所记内容紧密相连的专记，较完整地记载一件事，直接附在节目之后，对内文起到了补充、深化作用。 　　 （四）关于对比法。对比法，是将相同事物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情况对照比较，以反映变化。为保证对比的结果正确，对比的事物的地域范围要相同。在志书中，对比有图照对比、统计数字对比、文字记述对比等。扶贫志是记述贫困地区农民同贫困作斗争，逐渐改变贫困面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和现状，用对比法能将变化表现得更清楚明白。如移民搬迁，要记载原居住地恶劣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不适宜农业生产）、难以遮雨挡雨的住房和缺吃少穿的困难生活；再记载搬入地的自然环境、村容村貌、住房、生产生活乃至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新面貌。两相对比，读者能从巨大变化中体会到移民搬迁对于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大意义。多部扶贫志都注重运用对比法。《陕西省志·扶贫开发志》书前的彩图，通过移民前后住房和道路照片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移民后居住条件和道路大大改善。《云南省扶贫开发志（1984—2005）》概述第三部分用了统计数字对比：第一阶段，全省贫困人口从占总人口1／2减少到1／3；第二阶段，全省贫困人口由1200多万人减少到783万人；第三阶段，全省贫困人口由783万人减少到405万人；第四阶段，全省绝对贫困人口从337.5万人下降到248.4万人。该志第四章第一节第十三目“破烂茅草屋改造”，用了对比法记述：全省农村原有40余万户、200多万特困农民居住在夏不避雨、冬不御寒、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茅草屋、杈杈房，甚至岩洞中，从2003年实施破烂屋改造工程至2005年，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4.54亿元，项目覆盖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40.25万特困户全部告别了破烂屋，住进了新居。扶贫志编写中用对比法，有利于反映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贫困农民生活的改善，使人看清扶贫的成效。 　　 （五）关于以事系人法。扶贫志不论记战天斗地、与贫困斗争，还是记扶贫开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都离不开写人。所以，记扶贫事业，要用以事系人法记下与所记事项密切相关的人的活动。《贵州省减贫志》第七章第四节“党建扶贫”中记载把党员干部培养成致富能人时，写赫章县河镇乡舍虎村村委会主任周靖：“2008年，28岁的共产党员周靖被选聘为赫章县舍虎村的大学生村干部，他通过对村情的深入调查研究，帮助村民找到利用高寒山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资源，发展中药材半夏产业脱贫致富之路。”下面用一段文字记载了周靖带领村民发展半夏产业奔小康的具体情况。《保山市扶贫开发志（1978—2008）》第十一章第二节“农村劳务输出”，记载外出打工者不仅赚到了钱，思想素质也有了较大提高。例如鲁春标在家时游手好闲，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春节前给家里寄回1000元钱，并表示一定在外面好好干，混出个样子才回家。从未出过家门的女孩鲁桂花，到深圳景创公司打工，春节回家探亲，带回1200元，春节刚过又返回深圳。收集资料时，要重视收集有关人物及其活动的资料，编写时注重运用以事系人写法，写出扶贫事业中人的活动，反映其思想和精神，使记述既见事见物又见人，更加生动真实，也增强了记述深度。在世扶贫先进人物及其事迹用以事系人法记载，即符合“生不立传”原则，写作效果也好。 　　 （六）关于图照运用。图自古以来就是方志的主要体裁之一。从首轮修志始，图的部分以照片为主。首轮修志前期出版的志书大多在志书前集中设置图照，设随文图照的较少，后来逐渐变为多数志书配合文字记述设置随文图照。编写扶贫志这两部分图照都要有。应从认识上明确，图照也是资料，与文字资料同等重要，还能调剂版面，使志书图文并茂。收集文字资料时也要注意收集图照资料；现在还存世的事物，如果没有现成的照片，应安排人拍摄。志书前集中安排的彩页上的图照一般是按部类排列，部类的设置可参考文字记述的编章，部类标题置于开始页的左上方或右上方。选取随文照片，要注重和文字记述紧密配合，具有深化内容、突出特色的作用，有较大资料和存史价值。图照中的形象、场景直观，反映事物比文字记述更鲜明、清楚。看了部分扶贫志的彩页和随文照片，觉得有几个问题应提请注意： 　　 第一，要有地图。有的扶贫志没有地图，属缺项。地图能显示市、县、区的地理位置，并标出扶贫事业的一些内容，是必须设置的。地图要置于照片之前，要稍大一点，用两页折起来。 　　  第二，选取照片要注重意义和价值。有一扶贫志在彩页部分安排了扶贫办公室历任5位主任的照片、简介和4幅扶贫志编纂工作照片；有一扶贫志只有2幅照片：扶贫干部培训大厦和扶贫办职工宿舍大楼。这类照片与扶贫事业发展关系不大，缺乏资料性，也无意义，不必收入志书。 　　 第三，有的扶贫志彩页安排了领导人题辞。胡乔木早就指出这是政治化倾向，应禁止。 　　 第四，照片与标题或说明应正好相符，某志的一幅明显是在学校拍摄的照片，标题写作“某某视察某某市教育工作”，不准确，应改为视察某某学校。 　　 第五，照片应注明拍摄时间。 　　 （七）关于记载失误和教训。扶贫涉及面广，困难多而大，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出现失误是难免的。编写扶贫志要实事求是地记载扶贫事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主要记载本地做法和取得的成绩；对工作中的失误也不能回避，应如实记载。一些已出版的扶贫志已注意了记载失误和教训。《陕西省志·扶贫开发志》第二编第二节“新阶段扶贫移民”，记载了移民搬迁中出现的失误：柞水县石瓮镇西甘沟村移民搬迁工程存在违背群众意愿、迁移户耕地未落实、统一建房、房屋质量缺陷、补助资金不能按时兑付等问题。《陕西日报》和《陕西农民报》记者报导后，省扶贫办做了调查处理，并下发通报，要求各市、县（区）引以为戒，对照检查，及时发现移民搬迁中的问题并予以纠正。把扶贫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记载下来，体现了扶贫志记事真实、全面，贴近现实，也给后人和他地提供了鉴戒。 　　结  语 　　 扶贫志的内容、篇目设计和编写方法，是编修扶贫志必然遇到、编写者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本文略书浅见，抛砖引玉，期望更多人参加讨论。当前，许多省、市、县正在编写扶贫志或即将编写，一个编写扶贫志的热潮正在全国漫延。这是记录、总结扶贫事业的大事，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心和重视。编写扶贫志又是件新事，没有现成的理论和规范可遵循。为提高扶贫志的质量，方志界应总结先行者编纂扶贫志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加强对扶贫志编纂的理论研究，为编写者提供参考。 　　（原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3期，表格和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读原文） 　　

方志学100年 回顾经典再出发《方志学概论》再版 　　 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学科名称。2024年是“方志学”学科名称提出100周年，全国第三轮修志工作也已陆续启动。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上海通志馆策划出版“方志学名著丛刊”，遴选方志学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方志学著作，首本推出由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图书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主编的《方志学概论》。下文为来新夏为1983年初版《方志学概论》撰写的前言。 　　        我国的地方志编写工作起源甚早，而且自秦汉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到了清代便发展成为方志编写工作的鼎盛时期，并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方志学。清代编写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占我国地方志总量的百分之八十，而且质量也多超越前代，许多著名学者亲身参与其事。在方志的研究工作方面，自顾炎武到章学诚经历了大量研究工作和理论建设的过程。顾炎武不仅运用丰富的地方志资料撰著《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而且还在《营平二州史事序》及其他论著中提出修志要旨和若干有关论点，初步奠定了方志学理论的基础。经过更多学者的努力，而由章学诚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封建社会编纂方志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方志编纂理论。这套理论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应有水平，其中某些方面至今尚有可资借鉴之处。至于对方志学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论述，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如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这些著述在当时成为编写地方志与研究方志学的重要读物。建国以来，在方志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有进行综合研究的，有讨论志书体裁的，也有进行地区志书研究的，但始终没有一本通论性的方志学著述问世。从事地方志编写工作和有志于方志学研究的同志希望有一本提供比较系统的方志学知识的入门读物。这就使《方志学概论》的编写成为客观的需要。 　　顾炎武 　　《肇域志》 　　章学诚 　　         1980年秋，在天津召开地方史志协会筹备会时，就有人提出过编写一部《方志学概论》的建议。次年8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与会的高校同志经过酝酿，向大会建议编写一部《方志学概论》，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和培训全国各地史志编写人员使用。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同志们赞同，即由协会委托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宁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辽宁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杭州师范学院等八院校参加编写，并推定由我担任主编。接着，1981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八院校同志总结了历代修志的传统经验，回顾了建国以来的研究成果，展望了发展远景，深感编写《方志学概论》的重要，决心编写一部适合方志学专业学习和全国地方史志编写人员需要的教材。会议围绕由各校提交的编写大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某些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如方志的起源与性质问题、史志关系问题等等都各抒己见，深入讨论。会议确定了《方志学概论》的编写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地继承我国方志学的传统，总结近年来编写方志的经验，系统地阐述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大家认为：编写这本教材目前虽然缺乏较完备的依据，但也要力求做到能系统而通俗地讲清有关概念，详细地叙述方志的起源与发展、商讨性地提出编纂新方志的要求与具体方法，使此教材能体现出应有的知识性、学术性和实用性。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在各校提交的大纲的基础上，拟定出统一的编写大纲，又进行了充分协商，分配了编写任务，并对写作体例和初稿试讲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安排。 　　1983年初版《方志学概论》 　　分担编写任务的同志们，在本职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于1982年4月中旬完成了草稿的油印稿，并于5月在苏州举办的第一期地方志研究班上进行了试讲，得到参加研究班的全体同志的热情帮助。承担本书出版任务的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加了试讲活动，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全体编写人员据此分别对自己所写的草稿进行一次修改，完成了初稿。这份初稿经过我和吴奈夫同志修订后，印成了第二次油印稿，先后于7月在太原、10月在天津蓟县的第三、四期研究班上试用，第四期研究班的学员还深入细致地阅读和讨论过，提供了若干有益的意见，使我们的修改工作具备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我还将第二次油印稿寄送给梁寒冰、傅振伦、左开一、刘光禄等专家和地方史志工作者审订，承他们在百忙中给予不同形式的指导和支持，推动了修订工作。 参加《方志学概论》草稿创编和修订工作的有周春元、傅贵九、陆振岳、林衍经、邸富生、吴奈夫、陈树田、陈明䣭、林正秋等同志，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繁忙情况下，承担了任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第二次油印稿印出后，他们又委托我全权处理定稿工作。我对方志虽略有涉及，但学殖浅薄，钻研不深，见闻不广，膺此重托，只得勉力从事。然而整理编订工作量较大，非短时所能完成，而旷日持久，又不足应社会急需。于是复邀吴格和赵永东两位青年同志相助，进行了极其有效的合作。在我们共同商订宗旨、综理众说、斟酌去取的基础上，吴格和赵永东两位同志完成了调整篇章、编次文字的工作，为我提供了通读与定稿的便利条件。最后由我删定。 　　        《方志学概论》的问世，主要是创稿人、有关专家学者和各期研究班学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书成众手，时间匆促，一些内容重复、论点歧异、文风不一等缺点还未能完全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应该由承担通读和总修任务的主编来负责。我虽然主观上作了一些努力，但终因水平所限，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我真诚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正。 　　《方志学概论》在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广大地方史志工作者的关心、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吴格和赵永东二同志的助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以高年为本书题签。我都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地方志是重要的地方文献，具有“存史、资政、育人”功能，被誉为“一方之全史”和“地方百科全书”，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指出：“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和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一次把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修史修志”“盛世修文”“盛世修典”“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些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地方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 　　早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在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把中华民族这一光荣传统发扬光大。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发挥地方志在抗战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022年3月，在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1941年8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例子并指出：“这个决定还提出了不少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个别口头询问，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等。这些要求和方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做好地方志工作。一是忠于使命，为民修志。地方志是官书，政治性是其根本属性。坚持党对地方志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地方志工作最大的政治优势。要牢记“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神圣使命，坚定不移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严守政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追求卓越，打造精品。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也是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地方史志工作必须转变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不断用反映时代脉搏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记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服务新时代。三是善作善为，化民成俗。过去，许多志书、年鉴，特别是旧志“养在深闺人未识”，没有真正发挥出以文化人、以志育人的作用。为此，我们要主动作为，加强宣传引导。比如，开展志书、年鉴进学校、进社区等“七进”活动，让方志“飞入寻常百姓家”；加快实施数字化工程，让志书中的内容逐步信息化、数字化和多媒体化，方便公众阅读、下载和利用；用好各地方志馆这一地情教育和史志教育平台，让更多群众走近方志、了解方志。 　　（作者甘根华，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省地方志研究院院长）